何志英

一

“山水真名郡，恩多補谏官。中间好田锡，风月亦盘桓。”这首出自北宋大文豪、景佑元年（1034）出守睦州的范仲淹感怀之作《新定感兴五首·其三》。

对田锡，范仲淹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天然好感。

人事有代谢，岁月悄留痕。范公贬睦，他在州府正堂上看到了前贤田锡的名字，仿佛找到了异代而同调的知音，遂有此诗。

《新定感兴五首》称得上是范公知睦时的名篇！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范仲淹的这组诗文，田锡是谁，恐怕早已没有人知道了。这句诗既是文人感慨，也是对先贤的历史定位。

范仲淹是家喻户晓的人物，那么，鲜为人知的田锡是谁？

田锡（940-1003），字表圣，嘉州洪雅（今属四川）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太平兴国三年（975）进士，雍熙元年（984）五月迁任睦州知州。后官至右谏议大夫。

《宋史·田锡传》足足写了2900字，在古代官方史书记载中，田锡算特殊。

宋绍兴九年（1139）由知严州军州事董弅主持编纂，喻彦先检订的地方志书《严州图经》，提及“北宋睦州三贤”田锡、范仲淹和赵抃。其中对田锡的评价极高。称其“所莅有政声”且对当地文化发展有开创性的贡献。

范仲淹对田锡的五星级褒扬，源于对其德政与功绩的感佩，这种赞誉来自同时代文人，反映了地方官员间对彼此能力的认可。

对田锡的评价通过文献记录或口碑传承得以保留：

宋真宗给予他直臣的殊荣：“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奏章已至矣。若此谏臣，亦不可得。”

司马光是北宋宰相、史学家，最初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任宰相后又尽废新法，思想保守。他说：“闻故谏议大夫田公……公稽古以鉴今，私心慕仰，想见其为人。”被司马光推崇备至之人，品德应该是高尚的吧？

苏轼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对田锡的评价也极高：“故谏议大夫赠司徒田公表圣奏议十篇。呜呼田公，古之遗直也，……愿广其书于世，……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敬仰之情跃然纸上。

如此众多名家的推崇，可见田锡是一个颇具人格魅力的人。只有具备完美人格魅力的人，才能摒弃一切世俗纷争，获得后辈大儒的赞美和推崇。

二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吴越国末代国王钱俶献出“一军十三州”及其所辖军民，臣服于宋，史称“纳土归宋”。从此，江南正式进入了赵宋时代。

也就在这一年，一位年轻人参加府试，留下《开封府试人文化成天下赋》（以“焕乎人文，化成天下”为韵）；次年参加礼部考试，留有《南省试圣人并用三代礼乐赋》（以“皇猷昭宣，礼乐备举”为韵）；接下来又参加殿试，写下《御试不阵而成功赋》（以“功德双美，威震寰海”为韵）。三赋送他一举登胡旦榜第二名进士（榜眼）及第。

他就是田锡。

从政后的田锡意气风发，政绩突出，从一个地方官员，很快入京履新。太平兴国五年（980），迁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太平兴国六年（981）改左拾遗、直史馆。拾遗，在北宋属谏官。直史馆，属史官。负责把皇帝的言行和国家的事件作真实的、毫无保留的记载。田锡认定臣子的本分是直谏：“缄默不言，实辜陶铸。”如果作为一个臣子只知道沉默寡言不说话，那实在是辜负了朝廷的培养和期望。他在《剑铭》中自励：“必在卒其志，率其职。大夫必果敢决断，以取其刚克。”可令田锡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如剑般果敢的劝谏遭来了“棒喝”。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宰相卢多逊执掌朝政，其人以怙权而闻名。当时朝廷士大夫敢怒不敢言，田锡作《上宰相书》至卢多逊，直指宰相在收受群臣章疏中有“失至公之体”。田锡的批评无疑“捋虎须”，惹宰相不满，遭一纸贬书，田锡当年就被贬为外用移知睦州。

田锡于雍熙元年（984）五月抵达睦州（桐庐郡）。一到睦州，田锡就给桐庐知县刁衎寄诗，诗云“帝乡迢迢天一崖”（《酬桐庐知县刁衎歌》），在刚建立不久的北宋属于偏远的浙西之地，而这方水土在他考中进士之前还属于吴越国的“十二州中最小州”。五年时间，田锡从地方到中央又从中央到地方，仕途坎坷，田锡“子牟恋阙人不知”，好在他没有沉沦其中，而是为“一邑生灵”着想，投入到“政事”中。

《宋史·田锡传》这样写到：“田锡，知睦州。州人旧阻礼教。锡建孔子庙，表请以经籍给诸生。诏赐九经，自是人知向学。”

范仲淹在《田司徒墓志铭》这样表述：“至桐庐郡，以吴越之邦，入朝廷未久，人阻礼教邈如也。而公下车，建孔子庙，教人诗书。天子赐九经以佑之。自是睦人举孝秀、登缙绅者比比焉。”

范仲淹为何称桐庐郡呢？万历《严州府志》这样解释：“严州府，曰桐庐郡，治东一百里有桐君山，昔有异人指桐为姓，因以名郡。”

北宋“以儒立国”，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强化儒家伦理道德对社会的规范作用。田锡到任后修建了孔子庙，并奏请朝廷为生员门提供儒家经书典籍。太宗皇帝赵光义下诏赏赐九经（九部儒家经典《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田锡就连离任睦州，下的最后一道命令也是关于睦州的教育，要求“务使人知礼让，户习《诗》《书》”。而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一大批学子，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士大夫、官员的人越来越多。

田锡刚到任，睦州突遭大旱。对当时的旱情，董棻《严陵集》里记录的田锡知睦时写下的《悯旱》有细致的描述：“火轮转曈昽，赤日弥高明。稻苗已枯死，麦垅不堪耕”，记录的《悯旱》诗虽有阙，但字里行间藏着一个地方官对民生多艰的感叹和痛心。田锡解决民生疾苦，体现了他作为地方官员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我以为这是田锡“最杜甫”的一首诗！也是因为这一首诗，我们得知北宋初期，江南睦州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

在睦州任上，田锡“闲移夫子青山庙，拟立严陵钓渚碑”，“土茅路远催先贡，霜稻天晴乘早收”，睦州“六县万家人辑睦，鱼盐利人茶货足”，“芳草疏篱映空狱”。 睦州百姓们奔走相告，庆幸有了如此体察民情的主官。

田锡在睦州的治理作为得到了太宗帝赵光义的赏识：“上嘉之”。

三

如果说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是北宋文章集大成者，那么，田锡就是宋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地位无可取代。作为宋廷培养的第一代文人士大夫，积极致力于北宋“文统”的重建。

睦州，对田锡来说只是平生功业中的一个“最小州”，因为“公家事简案牍稀”，田锡在公事之余徜徉在白浪青山之间，“野步共游芳草径，吟情对启白云扉。”在睦州任上他一方面效仿唐“开元盛世”时期的名臣宋璟，造福一方；一方面学杜牧“桐庐山水幸堪赏”。

查阅《全宋诗》《宋朝榜眼诗·田锡》《咸平集》等相关书籍，可知田锡在桐庐得诗十多首。田锡存世的诗歌也不过134首，这足见桐庐山水人情对田锡的感动，同样也足见田锡对桐庐的热爱。

他在严陵古钓台前徘徊：“水国山川怡道性，花时琴酒悦吟神”，“白云遗迹今亲到，青史高名不可陪。”他借《钓台怀古》浇自己的块垒，心中是否升起过一丝隐遁避世的想法？“千古烟霞为己有，一竿风月避谁来。”绿苔轻扫，铭词斑驳可读，严子陵拒绝汉光武帝征召，在富春山隐居耕钓，其视富贵如浮云的气节，让田锡深深地折服，“先生能保孤高节，英主尝师霸王才”，他在《登郡楼望严子陵钓台》把严先生的高风亮节与光武帝的雄霸之才联系在一起，突破了前人写钓台只赞誉“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把严子陵与光武帝“并举”，赋予了这段历史更深层次的意义，“君子之道”与“圣王之治”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图景。再后来范仲淹在他的《严先生祠堂记》中进一步升发：“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自此，严子陵的高风亮节成为士人精神的标杆，光武帝的知人善任代表了明君的风范。

田锡在桐庐郡郡守任上历经三载，“沧州深隐未言归”，沧州，沧浪州，滨水之地，此处指桐庐郡。他在《桐江即事》里感慨“三载桐江解印迟”，还在《酬桐庐知县刁衎歌》中自嘲“臥理烟霞称嘉遁”。他自我安慰“官职清华非不达，性灵疏拙欲何为”，并不是自己不能谋一个清贵显华的官职，而是自己不想投机取巧。

七里濑（滩），因曾经谪居永嘉的南北朝谢灵运在《七里濑》和《石涧记》两篇文章均提及“七里濑”而得名。留下“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的诗句，吊起文人的胃口，让一代代追随者前来踏寻。试想，有山有水，僻静奇幻，这样的仙境，天下能有几多地方匹敌？

站在七里濑（滩）前，田锡写下了《桐江咏》和《七里滩》，“桐江湛湛见游鳞”，见游鳞亦见自己：“秋声不尽吟诗意，七里潺湲奈尔何”。田锡在《桐江咏》中感叹：“俱是谢公吟咏地，伊余何以寄芳尘”。这里都是谢灵运吟咏过的地方，我又凭借什么来寄托我的情感、思绪呢？

他推销和宣传桐庐并为桐庐带货：“醉来拾笔题红叶，睡觉凭栏望翠微。”“清泚寒流走白沙，钓台苍翠远嵯峨。”田锡在桐江烟波里咏叹：“桐江秋水锦鳞肥，闲钓烟波是见机。”“吟寄故人如借问，钓鱼矶在海西头。”千年以降，田锡的诗以其“古朴典则”，仍如“隔溪人语穿芳树”动人心魄，而他对这片土地独有的爱在《桐溪行》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东郊驿树连理枝，西庙丛篁十丈围。堪将青素命人画，赉为方物归京师。公署石楠圆似盖，画楼北面当厅桧。”东南西北，他眼里的连理枝（枝干合生在一处的两棵树）、丛生的竹子、石楠、桧树，都是天赐的“方物”，他要命人画下来，带回京师，留作念想。在诗的最后，田锡还不忘幽自己一默：谁说桐溪怪石无人爱，我偏要写一首诗来赞美它，“睦州右史作歌词”。因为对桐庐郡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他视这里的草木怪石都是人间“尤物”，带不走就画，画不够，就又歌又吟，一如《诗经·毛诗序》所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

田锡一生著述较多，有《咸平集》三十卷行世。他的科学著作《曲本草》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介绍配曲和各种曲酒的专书。《四库全书》总篆官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故其没也，范仲淹作墓志，司马光作神道碑，而苏轼序其奏议亦比之贾谊。为之操笔者，皆天下伟人，则锡之生平可知也。”可谓确论！

回望北宋睦州文坛，田锡、范仲淹和赵抃“睦州三贤”的出现，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