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真话寻百年

——读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随感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在日常生活中，语言是社会交往、情感交流和思想表达的重要工具。如聊天、交流、发言、议事、辩论等所有社会活动，都必须使用语言这个工具，且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

余话少说，言归正传。我抛出“一句真话寻百年”的主题，并从原出处的文学著作出发，谈谈悦读文本后的体会与随感。

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是我国著名作家刘震云呕心沥血数载的扛鼎之作，属于农村题材的一部文学作品。该小说由前、后两半部分组成，前半部分为“出延津记”，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后半部分为“回延津记”，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

小说写到的“延津”这个地域名，本非虚构，是真实存在的。“延津”产生了当地农村生存环境的“磁场效应”，此效应来自于“出走”与“回归”，一代人的出发地，成为另一代人的回归地。

吴摩西逃离尘世，牛爱国向往神国。这也许是宿命论的安排，抑或是命运遭际的轮回。出走就是回归，回归即是出走。人的一辈子，都是在找一个“说得上话”的人。

为了排遣孤独，纾解累，能够寻找一个“说得上话”的人真的很难吗？漫长的“百年之寻”又为何不能如愿以偿呢？作者唯有用“一句顶一万句”来回应，同时留给读者许多想象和思考的余地。

我以为：只有找到“说得上话”的人，才能一句顶一万句。反之亦然，找不到“说得上话”的人，即使是一万句，也顶不上一句。关键是这一句话说得在理，讲的是真话。

刘震云是位语言大家，小说未涉及宏大题材、宏阔场景，没有塑造高大的典型人物形象。他主要运用颇具地域特色的方言土语、朴实无华的文字、人物对话的方式、白描的艺术手法，塑造和刻画出诸如种菜、屠夫、喊丧、卖豆腐、打铁匠、贩夫走卒等各种职业，以及从事小饭馆、包子铺等营生的众多个性鲜明、性格迥异、命运多舛的人物形象，营造自然环境和社会场景，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集中展现出特定的农村社会里之众生相及其生存状态。虽然讲述的大都是些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一地鸡毛的琐碎事，但是表现出社会底层人物内心痛苦挣扎的情势，凸显出抗争不公命运的姿态。其实，他们都在寻找“说得上话”的人，吴摩西和牛爱国是典型的代表，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探索者和践行者。

从感性认识的维度来看，那年代祖祖辈辈在农村生活的人，应该置身于一个熟人社会里，左邻右舍、四邻八乡，可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像同行关系、师徒关系、战友关系、朋友关系、情人关系、亲属关系，找一个说说话、唠唠嗑的人应该不会太难。

从理性认识的维度来看，恰恰颠覆了我们的感性认识。说话是一门艺术。所谓“说得上话”的人，应该满足以下条件：沟通无障碍，建立社交关系；“三观”基本保持一致，有共识；说一件事就是一件事；说得在理，是真话（注：此条最为重要）。满足了这些基本条件，使“一句顶一万句”成为可能。

尽管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农村，时隔三十余载，沧桑巨变，时过境迁，至今读来仍感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根据此长篇小说改编的八集电视连续剧《为了一句话》，曾获得过较高的收视率。拍成与电视剧同名的电影，取得不错的票房率。

为何一部小说如此畅销，如此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是因为本书曾经获得过“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人民文学》长篇小说最佳奖、双年奖，《当代》长篇小说最佳奖、五佳奖，“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第一名”等殊荣，是因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读者的品读与鉴赏。

文学界和出版界对于该小说是好评如潮，如著名评论家摩罗评论说：“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笔触始终紧贴苦难的大地和贱如草芥的底层人物，结构单纯而内容丰富，命悬一线而荡气回肠，主人公常常走投无路而又一直勇往直前。这是刘震云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小说。”著名出版人安波舜也写了这样一段话：阅读这本书是沉重而痛苦的，它使我们不断地在《论语》和《圣经》之间徜徉，在与神对话还是与人对话的千年思考中徘徊；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与人对话的农耕文化却因为人心难测，而使我们陷入真正的“百年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