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琳，字元器，号北山，明嘉靖隆庆时钟山乡仕厦村人。父亲章叶，母亲骆祥奎。章叶病死那年，骆祥奎只有十九岁，章琳不过三四岁。从此，骆祥奎一边侍奉着公公婆婆，一边抚养着年幼的儿子，并且还想方设法让他读书，使他能学有所成。

章琳虽小，却很懂事，对母亲也非常孝顺。六岁那年，骆祥奎不幸卧病在床。当时正是夏天，天气十分炎热。小章琳就知道用扇子为母亲扇风取凉。为此，人们都称他为“小黄香”。

母亲卧室后面有一株大树，自母亲得病后，天天有大蛇围着树根爬来爬去，母亲因此常常受到惊吓。章琳知道后就天天焚香祷告，希望大蛇能离开这里。也许是事有凑巧，也许是他的真情感动了上天。一天，忽然狂风大作，将此树连根拔起。大树一倒，大蛇也不来了，而母亲的病竟然不治而愈了。

骆祥奎一直活到七十四岁才去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因她“永矢冰操，孝事舅姑”予以旌表，同时下令在仕厦村为她建节孝坊一座。

几十年来，章琳对母亲始终孝顺有加。母亲亡故后，他守墓三年，从未间断。并且他还写了数十篇哀思录悼念亡母。桐庐县知县、严州府知府对章琳的孝行都曾申请予以旌表并赏给冠带。明世宗下令在仕厦村为章琳建孝子坊一座。

桐庐历史上有两对母子都享受到建坊的殊荣，章琳和他的母亲骆祥奎是最先获得这一殊荣的一对。

章维寅，清康熙年间钟山乡仕厦村人。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由于家里穷，章维寅十岁就到财主家做长工了。这财主为人倒还仁厚，每到逢年过节或者农忙季节，会烧点好菜弄点酒肉招待长工。每逢这时，小维寅总要把属于他的那一份留下来，拿回家给母亲吃。而且历四十年如一日，一直都没有中断。母亲去世以后，他“营葬地，编茅墓侧”，为母守了三年的墓。时任桐庐知县张坦熊得知他的事迹后，也十分感动，送了他一笔钱粮，后来又资助他娶了妻子。

雍正二年（1724年），清中央政府下令各州县有司，推举老年农民之勤劳俭朴身无过犯者，给以八品顶戴的荣誉，以示鼓励。桐庐共推了三十五人，章维寅被列为第一。

闻翰，字汝藩，字里不详。生活在清康熙和雍正年间。他因侍奉父母孝顺名闻乡里。母亲病危期间，他几个月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日日夜夜陪伴在母亲身边。后来，他父亲眼睛瞎了，又不幸得了手足痿痹症——四肢软弱无力，不能随意活动且伴有肌肉萎缩的一种疾病。

闻翰“扶持左右，昼夜不息”。他孝事父母的事迹被时任桐庐知县张坦熊知道了，张知县打算向朝廷请求给予旌表。闻翰认为身为人子，这是义不容辞应该做的事，坚决予以拒绝。为此，张知县只得作罢。不久，时任浙江总藩傅某也知道了闻翰孝事父母以及拒绝旌表的事，他特地赠了一块书有“庸行克敦”四个大字的匾额给闻翰，对其孝行予以表彰。

徐亮士，字惠采，号南庐，水滨乡乳泉村（今江南镇珠山行政村乳泉自然村）人，为清代桐庐著名的孝子之一。

徐亮士六岁失去父亲，从小和母亲李氏相依为命，“事母维谨，言动必遵母教。”而徐母则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女子，对孩子的要求十分严格，不惜节衣缩食，将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教育，使他有幸成为县学中的一位庠生。徐亮士不忘母恩，母亲六十岁那年，他认为母节未彰，三次赶到京城，终于请得清朝政府对他母亲守节行为的表彰，下令为其建节孝坊一座。此事感动得桐庐众多的读书人纷纷写诗予以赞扬。

古时，父母去世以后，做儿子的一般是守墓三年。徐亮士在母亲去世以后，整整守了十三年的墓。晚年他病重的时候，子孙都劝他回家，他说：“这里就是我的墓地。”于是就请人在母亲坟墓下侧挖了一孔墓穴，说道：“吾将从亲于地下矣。”临死时，他口吟了两首绝句：“一生壮志成春梦，十载孤身伴母坟。六十八龄孺墓毕，而今原下谒慈云。”“穷年寂寂卧荒原，满眼蓬蒿老半园。幽境不离尘世幻，九泉何处是桃源？”徐亮士去世不久后的一天，邻家失火，徐家也不幸被烧毁，而徐母的节孝坊却安然如故。过了若干年，清政府又下令在乳泉村为徐亮士建孝子坊一座。这是继骆祥奎、章琳母子后又一对母子同享建坊殊荣的人。

徐亮士不仅是个孝子，也是一位社会热心人士。宋朝元丰年间，一位叫徐宣的徐氏先人曾在珠山南面奚村村中挖了一孔乳泉水。水源充足，大旱不竭，可灌溉水滨、定安两乡农田二十余顷。此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农田的增多，当地吴、俞、徐三姓居民用水，尤其是农业用水的矛盾一代比一代突出。到了明清时期，纠纷不断，控案累累。清雍正六年（1728年），三姓居民又为用水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经当时桐庐县知县张长庠反复调停，才得了结。为避免口说无凭，以后再起矛盾，徐亮士出资在乳泉旁造了一座乳泉亭，又联络了几位社会贤达赶到杭州，请原桐庐知县唐渐写了一篇《乳泉碑记》，将乳泉的来龙去脉、矛盾纠纷、调停方案等等写得一清二楚，并将文字刻在亭内的石碑上。从此，吴、俞两姓不再向徐氏东澳争水，拖延了几百年的矛盾终于得到彻底解决。张长庠、唐渐为这一矛盾的解决起了重要的作用，徐亮士也功不可没。

顺便说一句，乳泉村徐氏家族从徐亮士的孙子徐日纪开始，有五代人都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或许这就是大孝之人必有后福吧。

申屠开基（1675年～1762年），字泰侯，清定安乡获浦庄（今江南镇荻浦村）人。开基从小就性情淳厚，至慈至孝。成人以后，对父母更是竭尽奉养之责。二十二岁那年，他父亲背上生了一颗毒疮，腥秽触人，痛彻骨髓。开基为此到处求医，而医生都说没法治了。开基听了伤心不已，只能哭着向神祷告。不久，毒疮溃烂了，开基就用嘴巴一口一口地将里面的脓血吸出来，等到脓血吸尽了，父亲的病也好了。不久，开基的母亲又得重病而卧床不起，他朝夕侍奉不离左右，四年不辞辛劳。开基孝事双亲的事迹后来被上报到朝廷，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乾隆帝下圣旨道：“桐庐县孝子申屠开基，孝义兼全，旌表给银建坊。”很快，一座三门四柱五楼、主楼高8.63米的孝子坊便建成了。

1966年夏“破四旧”时，获浦孝子牌坊被毁。2007年，申屠族人集资三十万元根据照片及遗存的构件将牌坊复原重建，这也是桐庐五座孝子牌坊中唯一重建的一座。

徐恒懋，字鉴公，清水滨乡人。徐对父母亲极为孝顺，平常侍奉得十分周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举兵叛乱。次年，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为响应吴三桂也起兵叛乱了。福建一乱，浙江也乱了起来，不久，桐庐也闹起了兵荒。百姓为躲避乱兵，纷纷逃进了深山老林，徐恒懋自然不例外，背着老母亲躲进了深山。在这以前，徐母因患眼疾已经失明三年了，三年来，徐恒懋到处求医都没能治好母亲的眼病。这时，有人告诉他一个秘方，说是用舌头舔舐眼睛能治好目盲。于是，他就每天晚上用舌头舔舐母亲的盲眼，也是苍天有眼，舔了一个月，母亲的眼病竟然被舔好了。在徐恒懋的精心侍奉下，他的父母后来都活到九十多岁，当时人们都称赞徐恒懋有老莱子之风。

陈涵、何廷凤、袁道秀，明清时分水人，是割股疗亲的著名孝子。

在介绍陈涵等人的孝行前，先说一说中国古代的割股疗亲的事。股，大腿。割股疗亲，旧指孝子将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也有割臂的）治疗父母的疾病。

割股之事最早可追溯到《庄子·盗跖篇》：“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也。”讲的是介子推割股以止晋文公之饥事。至于正史记载割股疗亲的事最早见于《旧唐书·王友贞传》：“友贞弱冠时，母病笃，医言唯啖人肉乃差（瘥），友贞独念无可求治，乃割股以饴亲，母病寻差。”当时正是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她闻知此事，“令就其家验问，特加旌表。”此后，割股疗亲这一现象便开始盛行。

桐庐最早割股疗亲的人是清康熙年间孝仁乡的王德先。他“父病垂危，医药罔效，割股为疗，服后即愈”。分水最早割股疗亲的是南宋理宗景定时的陈氏三子，“莫详其姓名。父病剧，三子同日割股进父，旋愈。景定庚申（1260年），县令蒋晓（1259年任分水县令）立行原坊以旌之。”

据统计，被载入县志的桐庐割股疗亲的有二十五人，其中男子十四人，女子十一人；分水割股疗亲的有二十人，其中男子十六人，女子四人。两地共四十五人。男子割股主要疗父、疗母，还有疗祖母的；女子割股有疗父、疗母、疗公公、疗婆婆（此类为多）、疗丈夫的。四十五人中，分水陈涵、何廷凤、袁道秀的事例尤其突出。

陈涵，明分水人。陈是个孝子，无论对父亲还是母亲包括嫡母（父亲正妻），他都十分孝顺。某年，嫡母罗氏得了眼疾，时间一长，后来就瞎了。陈涵便割下大腿上的肉和进药里给她吃了，罗氏便“目复明”了。后来，他的生母陈氏也病了，他又一次用大腿上的肉治好了生母的病。两次割股，尤其是割股治疗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嫡母，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穆宗隆庆三年，明政府有关部门旌表陈家为“孝行”之家。

何廷凤，清分水人。他也有两次割股疗亲的举动：先是母亲程氏病重，他到处求医都不见效果，就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熬成肉羹和着药给母亲吃了。很快，母亲的病便治愈了。后来，父亲又得了像他母亲那样的病。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他又一次割下大腿的肉治愈了父亲的病。

何廷凤割股疗亲的事同他母亲的行为是分不开的。何的母亲程氏以前就曾有过割股疗亲的行为。何割股疗亲，除了他的大孝之心之外，“禀受有本”，也是一个因素。

袁道秀，与何廷凤是同时代的分水人。他因为母亲病重曾割股治疗。受他的影响，后来他的儿子袁显瑞也曾割股疗母（袁道秀之妻），孙子袁文光更是两次割股疗母（袁显瑞之妻）。袁门一家三代都有过这样的孝行，桐分两地是独一无二的。

赵瑛，字焕文，号梅溪，清金牛乡儒闾庄（今城南街道金联行政村儒闾自然村）人。赵生性至孝，对父母总是竭尽孝顺之心，尤其是父亲生病那段时间，他更是日日夜夜侍奉在床褥边。无奈父亲病入膏肓，虽遍请名医也没有能挽救他的生命。

父亲死后，由于事先考虑不周，父亲的墓地离江过近，每次发洪水，赵瑛总担心坟墓会被洪水冲掉，想移往别处，一时又没有这个能力，因此，只能对着父亲的坟墓号哭不已。后来，他想方设法凑了一笔钱，总算如愿以偿，将父亲改葬到他地。至此，他才感到安心。

赵瑛少时曾进过学，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就被选为恩贡。为了在科考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以便今后在仕途上能有所造就借以光显家门，在母亲的鼓励下，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学习当中。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夜以继日发愤努力准备迎考的时候，他的老母亲突然双目失明了，这对母亲、对赵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照护老母亲，不管她再三反对，赵瑛毅然放弃到省里参加乡试的机会。

母亲喜欢吃豆芽，赵瑛总是亲自为她制作。豆芽长得过长，吃起来口感营养要差一些。为此，他不厌其烦，量日所需，每天不多不少，就制那么一小碗，这样，母亲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豆芽。他担心母亲过于寂寞，每天将一些细杂的小事讲给母亲听，到菜园中摘的一根瓜，母鸡生下的一个蛋，他都要放到母亲手里，让她捏一捏，摸一摸。因为有儿子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赵母失明二十年，“竟若未尝一日盲者。”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话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传统道德受到严重冲击的现在，这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久病床前的孝子也不在少数。赵瑛放弃功名，抛却利禄，二十年如一日照顾母亲就是最好的例子，只可惜随着物欲的横流，人心的浇薄，道德的沦丧，像赵瑛这样的孝子越来越少了。

赵瑛的孝行不但感动着周围的村民，冥冥之中还感动着大自然。某年夏天，山洪暴发，儒闾溪溪水突然猛涨，儒闾村大部分被溪水淹没了。村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急急忙忙往老山山脚逃去。赵瑛见状，也想背上母亲赶快出逃，但赵母因为年纪过大，加上双目失明，胆小气虚，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老屋，只是催着赵瑛赶快逃走。赵瑛见母亲不肯出逃，也就心甘情愿地在楼上守着母亲，他一边安慰着母亲，一边心里默默地祈祷。到了半夜，洪水便慢慢地退走了。事后村人们都说：“这是赵瑛的孝行将老天感动了。”

施树桐（1809年～1863年），字凤喈，号懋点。清嘉庆道光时金牛乡施家庄（今城南街道施家村）人。施树桐从小就过继给从伯父为子。不幸的是，他过继后没有几年，从伯父和从伯母都先后去世了，他便跟着从祖母封氏艰辛度日。难得的是，家中虽然困难，从祖母还是将他送进学校读书，使他成了“邑诸生”。他不但幼习儒术，长大后还“通医术”。

施树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不忘从祖母养育之恩，侍奉从祖母极其孝顺。道光九年（1829年），从祖母得了重病，虽经百般医治都不见效。施树桐便“祷于神”，然后从腿上割下约半个手掌那么大一块肉，偷偷煮了给从祖母服了下去。从祖母的病竟然很快就好了。此事不但从祖母不知道，甚至连妻子李氏他也没有告诉。由于血迹斑斑，疼痛难熬，经妻子再三追问，施树桐才以实相告。妻子急忙“延医疗之，（这才）平善无恙”。此后，从祖母在施树桐夫妇的精心照料下，一直到咸丰元年（1851年）九十一岁高龄时才去世。

施树桐的遭遇和孝心与西晋时的李密颇有相似之处。李密出生六个月，父亲就去世了，四岁时，母亲改嫁他人，是祖母刘氏一手抚养成人的。施树桐幼时从父母就相继去世，是从祖母一手抚养成人的。两人早时遭遇几乎相同。李密年轻时曾任蜀国尚书郎，三国入晋后，晋武帝几次三番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太子属官），李密因为要赡养九十多岁高龄的祖母，再三予以婉拒，并写了著名的《陈情表》加以说明：“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两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远废。”对祖母刘氏充满了无限的孝心。施树桐对从祖母同样充满着孝心，他虽然没有政府征召他做官他不去就任的际遇，但当从祖母病重难以治愈时，不惜割下自己腿上大块的肉为从祖母治病，其孝心一点都不差于李密！

邢占溥，清咸丰同治时金牛乡乔林庄（今城南街道乔林村）人。父亲邢丹凤很早就亡故了，是母亲芦氏辛辛苦苦一手带大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越来越老了。邢家很穷，平时就靠邢占溥给财主打工来维持生活。给人打工自然不可能有很多的钱，然而邢占溥每次拿到工钱后，总要买上酒买上肉孝敬母亲。后来母亲生病了，在母亲病重卧床的一年多时间里，邢占溥就半天做工，半天在家照顾母亲，“工暇，辄侍床侧，理汤药，摩抚搔抑，无所不至。”母亲去世以后，他见老母所卧之席破而有影，但自己又没有能力请人画下母亲的容貌，便将这张破席子挂在中庭，常常对着席子号啕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