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桦

（一）

这条小小的通道，在我们桐庐老家——一个偏远山村，被叫作“街路里”。有趣的是，这“街”字，必须念作“旮”的音，意为“街上”，乍听之下，颇觉新奇。

它既指那一小片被几户人家围拢起来的栖居之地，也指那段不足一百米长、由壶源江里的卵石铺就、凹凸不平的窄窄路面。卵石大大小小，深深浅浅，在岁月的打磨下泛着温润的光，踩上去，脚底传来粗粝却亲切的触感，仿佛每一步都能听见时光的回响。

然而于我而言，“街路里”三个字，却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地名。它是我整个童年的坐标，是外婆家的代名词，是每一次奔跑与回望的起点与终点。我用小小的脚丫，一遍遍丈量过这段短短的路程——每一块圆滑的石子都认得我的步伐，每一道凹凸的沟痕都藏着我的踉跄。从弄堂口的青石板，到木门虚掩的老屋；从晨光初照，到炊烟袅袅。路的尽头，是外婆倚门张望的身影，和那一声拉得长长的、带着乡音的呼唤。

我们家族集聚的那一片，唤作第四房。“街路里”，便是我们第四房与小房接壤的那条小小通道。从我们第四房到“街路里”，实在近得很，不过几步路的工夫。

老家的台门，像一个三面合围、一面敞开的四合院，聚居着同根同祖的六七户人家。豁口正对南方，迎候着日光与风雨；底部东西两侧，各延伸出一条窄窄的弄堂，如同伸出的两条臂膀，与邻家的台门悄然相挽。我家在台门口东南侧，到台门底部西边那条弄堂恰是一条对角线，斜斜地穿过天井、步入弄堂再出去，便是“街路里”了。

弄堂口与“街路里”的地面，有着一阶不小的落差。为了方便进出，用两块青幽幽的石板，铺成了两档台阶。那石板是老家随处可见的，厚二十公分，宽四十五公分，长有六十公分光景，被无数双布鞋、草鞋、赤脚，还有岁月的风雨，磨得油光水滑，边缘处透出一种温润的玉色。

据母亲说，老辈人习惯把台门里称作“金盘里”，而把“街路里”叫作“金盘外”。大外公和小外公——也就是外公的大哥和小弟——仗着那一大一小的辈分优势，分到了台门里的房子。可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样的说法实在没什么道理。台门里和“街路里”的人家，日子过得有好有差，其实全看各家自己是不是勤快、懂不懂节俭、有没有谋生的本事。

我后来总想，这两级台阶，于我，仿佛是一道界限。台阶之内，是台门里父母的规矩与劳碌；台阶之外，迈入“街路里”，是外婆那无边宠溺的自由天地。

（二）

说起来，这“街路里”的名头，实在有些意思。

严格论起来，这里总共只有三户人家，由南到北一字排开，最南面是阿强家，中间是二外公家，外婆家在最北面了。他们三户，房子是齐刷刷地朝着东面的。

可单有这一排，形不成“街”的气象。妙就妙在，对面还有一排——我们第四房的阿英和小房的阿良两家，他们的后门，是朝西开着的。这样一来，东西两排房子，门脸（或后门）相对，中间夹着那条小路，便真有了几分城里街巷的模样了。不知道这名字是哪位有巧思的先人取的，也不知是哪个年月就这般叫开了。小时候懵懂，不觉得什么；如今想来，这“街路里”三个字，既贴切，又透着一种朴拙的文化味儿，成了这片土地的独特印记。

其实，除了这些住房，再过去还有一排共三间泥房，泥房的地基要比路面低一档（住宅略高于路面）。这些泥房是各家的猪栏和柴间。从南到东，第一间是外婆家的，第二间是二外公家，第三间是阿良家的。到柴间去，都要走下台阶，而且其他几户都要经过外公家的柴间门口。

住宅屋顶是用土瓦盖的，而柴间，开始是芒草或稻草，后来也改用土瓦片。

人们心中的地图，总与实际有所不同。阿英和阿良两家，虽在这条“街”上不可或缺，却总被排除在“街路里”的范畴之外。属于小房的阿良家，尚可理解。而阿英家，本与“街路里”那几户同属“第四房”，却仍未被归为“他们”，这实在有些说不过去。这便好比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人生活的一种点缀与背景，自身却浑然不觉。

于我而言，这条心界本就不存在。我虽也唤它作“街路里”，却不过是为了和台门里作个区分。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比我台门里自己的家还要重要几分——因为那是我儿时除了自家之外，待得最久的地方。二娘舅只比我大一岁（其实也就相差几个月）。母亲要下地干活，便常把我寄放在外婆那儿。再加上母亲奶水不足，我竟是跟着二娘舅一道，吃着外婆的奶长大的。这份滋养，早已超越了寻常的甥舅之情。

再长大些，“街路里”便成了我的避风港。孩童哪有不淘气、不犯错的？每逢我做了错事，眼见母亲动了怒，要责罚我，我总能像一只灵敏的野兔，转身便窜出家门，冲过那西边的弄堂，两级并作一级跃下青石板台阶，一头扎进外婆家的门里。外婆这时便会迎上来，二话不说，“哐当”一声将那木门的插销插上。任母亲在门外如何气恼地叫喊、敲门，外婆只隔着门劝两句，或是索性不作声，用她瘦弱而坚定的身躯，为我筑起一道最安稳的屏障。

还有一桩，便是为了“吃”。那时我们家劳力少，粮食总有些紧巴巴的，饭锅里常掺着大块的番薯。孩子嘴馋，总有嫌憎番薯饭的时候，或是总觉得肚里欠着一口时，我的脚便又不自觉地挪向了“街路里”。外婆家劳力多，光景好些，总有一小锅白米饭藏在灶上。我一到，外婆便会不言不语地揭开锅盖，为我盛上满满一小碗纯纯粹粹的白米饭。另外，除了外婆家，还有二外公、二外婆，以及阿强、阿英、阿良的父母，只要看到我去“街路里”，便去拿来各种零食，塞满我的口袋，那是我童年里最扎实的幸福。

我去“街路里”，常常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有事无事，信步走去转一转，或待上一整天。也有因为家里来了客人，我便顺势住到外婆家，和几个大小娘舅挤在一条炕上。为了御寒，席子底下铺着干稻草，可被子只有窄窄一条，三四个人怎么也盖不周全——不是你露出半截腿，就是我晾着肚皮，再不然就是他半个身子露在外面。外婆总在半夜悄悄起身，轻手轻脚地，一次次为我们把被子掖好。

更多的记忆，是跟着二娘舅：春天看青苔漫上石缝，夏天追逐蜻蜓喂蚂蚁，秋天在风里拾起一片片落叶，冬天踩着薄雪回家……

一出了弄堂，跨过那条“街路里”，眼前便是笔直伸向壶源江碇步脚的小路。我常和二娘舅一起冲过街路里，迫不及待地奔向那清凉的江水。这条路，起初与“街路里”相连的一段，铺满了圆润的鹅卵石；快到江边时，渐渐变成了泥土与碎石相间的小径。路左边是几坵静静的水田，右边则是知青点的两排矮平房。我们常常去看那些城里来的穿戴周全的大姐姐、大哥哥们稀奇，有几次，他们拿了糕点和糖果分给我们。还有平房的头上，靠近壶源江边，小房阿定家的菜园边，有一棵瘦小且高高的枇杷树，每年只生了不多的几颗枇杷，快成熟的时候，如果有大人经过，我们会央求他们摘几颗给我们尝鲜。更多的时候，我们都跑去碧绿的江水里游泳、摸鱼。还会跃过碇步，跑到江心的溪滩上采摘刺蒲，直到夕阳把整片江水染成金黄，才被外婆或母亲那悠长而熟悉的呼唤声，一声一声，拽回家去。

大约六七岁那年，父母一早就下地干活去了，临行前将做午饭的任务交给了我。母亲虽已手把手教了我好几遍，可我哪能记得住那些步骤？第一次动手，竟直接将米倒进了尚有油星的洗碗水里，煮成了一锅味道奇特的“佳肴”。父母回来，面对那一锅油汪汪、气色可疑的饭，真是哭笑不得，却也只好各自盛了一碗，勉强下咽。这大概可以算作我人生中第一次“下厨”。

自那以后，每逢父母外出，我又被委以烧饭“重任”时，外婆便会记挂着。她常常在自家下了米后，急匆匆地穿过“街路里”，走上那两级青石板，经过弄堂口斜跨过天井，来到我家，看着我将米一粒粒淘洗干净，下了锅，又将菜稳妥地蒸在饭架上，这才放心地转身回去。

（三）

“街路里”，实在是我们村的咽喉要道和人们聊天、纳凉的好去处，兼有街和路的功效，也真够得上“街上”的繁华热闹。

村里人去村前、村后、壶源江对岸及上下游的田地里干农活，串门走户，乃至外村人过往，外出去桐庐、浦江、富阳、诸暨，都要从这里经过。

于是，这小小的天地，便终日热闹着了。虽谈不上“车辚辚，马萧萧”，但那来来往往的人影，却织就了一幅永不停歇的流动画卷。天光微亮，便有挑着担子的、喊着号子的农人；有牵着老牛、慢悠悠走过的牧童脚步声；有“吱呀呀”响着、拉过木板车的汉子；还有那些陌生的、从外村经过的行人，脸上带着风尘与好奇，将整条“街路里”唤醒。黄昏时分，这各种声音又会再度响起，带着一丝疲惫、一丝急促，那是回家的步伐。

“街路里”的房子都是木结构的，先搭建一个木架子，再是四周打上外墙；也都是二层楼，一楼前面是堂前（相当于客厅），后面是灶头，二楼是卧室。一楼比二楼，要向里缩进一米半左右（依靠木柱子支撑），成为一条走廊。由于向前突出，常年的风吹雨打加日晒，这些朝“街路里”的面板，一块块成黑褐色，而且木纹清晰，一条条木筋凸起。显示出它的古老的年龄。

每户人家的门口，都无一例外地摆着一两块青石板，或几只小木凳。“街路里”是南北走向，总是冬暖夏凉。于是，这些石板与木凳，便成了最好的休憩之所。空闲的时候，左邻右舍都喜欢坐在自家门口，纳凉，或是晒太阳。女人们做着针线，聊着家长里短；男人们抽着烟，谈论着田里的庄稼。让日子在这闲闲的对话里，慢悠悠地淌过去。

后来，我读书了。小学校在村尾的祠堂旁，靠着老虎山。每日上学、放学，“街路里”是必经之路。于是，我又和二娘舅一同，背着书包，踏着这卵石路，走过我们的童年。我自小瘦弱，二娘舅则壮实些，很自然地成了我的“保护伞”，使得我在学堂里，少受了许多顽童的“欺负”。每次放学，我也总习惯先跑到外婆家“息息脚”。整个小学时代，皆是如此。有时走在半路，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瓢泼大雨，我便会像受惊的麻雀，一头钻进外婆家。外婆总是赶忙放下手里的活计，拿来干爽的毛巾，替我们擦去头上、脸上的雨水，那毛巾上，有阳光和皂角的味道。

有一次，我因为眼疾，提前回家，路过“街路里”，被正在柴间口侍弄牛的外公发现了。外公平时不太管事，那天不知怎么，他一定要问个明白，看到我的眼睛又红又肿，系好牛绳，牵着我的手，来到我们家，对父亲和母亲，一通责怪，第二天父亲便带我去诸暨看眼睛。医生说，好在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更大一些，我常常跟着父母，经过“街路里”去到车水畈、华湖畈、长田畈……干农活。

那时，已经有人把棒冰送到田畈里出售，但不多。因为价格便宜，很难买到。有一个盛夏的中午，我跟着父母去华湖畈割稻。正当大家口干舌燥时，大路上传来了卖棒冰的吆喝声。卖的是白糖棒冰，五分钱一根。父亲难得地“奢侈”了一回，叫母亲跑去抢购了五根。我们一家五口，每人分了半根，还剩下两根半，母亲用一条干净的毛巾包裹好，让我快些送去给外婆他们。从田里到“街路里”，足足有一里半路，还要经过一条华湖岭。我捧着那包渐渐融化的冰凉，在烈日下拼命奔跑，不敢有片刻停歇。跑到外婆家门口时，早已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了。而毛巾里的棒冰早已化开，糖水一滴一滴地渗出来。我虽然馋得很，却舍不得低头去舔一口。

外婆闻声出来，看见我那副狼狈的模样，心疼得一面用袖子替我擦汗，一面连声说：“傻孩子，大热天，跑这么急做什么，看把你累成这个样子……”

那两根半已然软塌塌的棒冰，外婆是如何与几个娘舅、阿姨分吃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她看着我时，那眼角泛起的晶莹泪光。

（四）

可是，“街路里”的热闹，终究像壶源江的水一样，缓缓地，却是不可逆转地流走了。

先是我的大阿姨、二阿姨、三阿姨，像长大了的鸟儿，一个个梳起头，穿上红衣裳，嫁出了“街路里”；接着，是大娘舅、二娘舅，他们在村口批了地基，建起了新房，也相继搬离了。后来，连堂阿姨、堂娘舅们也走了。曾经充盈着孩童哭闹、少年欢笑、大人絮语的“街路里”，渐渐地安静了下来。最后，只剩下外公和外婆，还守着那栋老屋，守着那份几乎已成惯性的寂静，像守着一段无人再翻阅的往事。

我读书，工作，离故乡越来越远。但年年回去过年，我总去给外公外婆拜年。常常坐个半天，与外公外婆说说话。外公把他年轻时的经历说给我听。我读农校的地方，正是他年轻时，有过重大变故的地方。他差一点跟着国民党的部队去了台湾，想起家里还有妻子儿女，一个晚上，他偷偷逃了回来。每当回想起来，都感到非常庆幸。

我结婚后，便带着妻子，后来还有女儿，再次穿过那已然冷清的“街路里”，去看望外公外婆，老屋愈发显得空荡而衰老了。

再后来几年，外婆患上了老年痴呆，许多事、许多人，都记不清了。我们一大家子表兄弟姐妹去看她，围在她身边，一个个地问她：“外婆，你还认得我吗？”她抬起浑浊的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脸上是茫然的、客气似的微笑，总是摇摇头。

轮到我时，我走到她跟前，握着她的手，还未开口，她昏花的眼睛里，竟像忽然被拨亮的灯芯，闪过一星光。她咧开没牙的嘴，笑了，用含混却异常肯定的声音，对身边的人说：

“他是华华，我的大外孙。”

顿了顿，她又补充了一句，仿佛要向所有人强调一个最重要的事实：

“他是喝我的奶，在‘街路里’长大的！”

是的，我是“街路里”长大的。

如今，村里的大路早已改道，从村口绕出，沿着壶源江边而筑，宽阔平坦。“街路里”，这条曾经唯一的通衢，便完全地衰败了。它蜷缩在村庄的心脏位置，像一个被遗忘的梦。那两排老屋，墙垣倾颓，门窗紧闭，爬满了野草。路中间的大块鹅卵石，缝隙里也长出了青苔，许久没有人走动的样子。

我独自站在那两级青石板台阶上，风吹过空荡的巷子，发出呜呜的声响。我知道，我的“街路里”，早已不在这现实的地图之上。它只活在那句“他是街路里长大的”的话里，活在那永不融化的半根棒冰的甜意里，活在那扇为我砰然关上的木门的庇护里。

只有当我偶然回头，拨开时光的迷雾，才能看见一个孩子，正从那青石台阶上跳下，欢快地奔向他的外婆，奔向那条人来人往、充满生气的、名叫“街路里”的、小小的街。

它是我一切乡愁的起点，也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