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真是一个神奇的存在。短短30几年时间，却风云激荡，变化多端；大事层出不穷，名人各领风骚。

桐庐民国往事，同样值得追寻。

风貌风情

民国时期桐庐的城乡风貌风情，幸有多位名人的文字记录和绘画乃至摄影作品，使往事并不如烟，而是较为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现代著名作家、革命烈士郁达夫有一篇著名的散文《钓台的春昼》，记录了1931年暮春时节从他的家乡富阳溯江而上来桐庐游严子陵钓台的情景，里面有桐庐县城的真切描写：

我去的那一天，记得是阴晴欲雨的养花天，并且系坐晚班轮去的，船到桐庐，已经是灯火微明的黄昏时候了，不得已就只得在码头近边的一家旅馆高楼上借了一宵宿。

桐庐县城，大约有三里路长，三千多烟灶，一二万居民，地在富春江西北岸，从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现在杭江铁路一开，似乎没有一二十年前的繁华热闹了。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萧条的，却是桐君山脚下的那一队花船的失去了踪影。

郁达夫住了一宿的“旅馆高楼”，就是建于1921年的惠宾旅馆，此楼曾是民国时期“浙西第一高楼”，加上那一队失去了踪影的花船，可见在陆路交通仍未发达的民国前期，富春江上的杻纽之地桐庐的繁华热闹。然而即便如此，桐庐也不过是“大约有三里路长，三千多烟灶，一二万居民”的小县城。

桐庐籍中国美术界一代宗师叶浅予先生印象中的那时桐庐县城风貌风情，就更具体更清晰了。这位出生于1907年的“清末遗童”，从记事起烙在脑海里的，就是民国记忆：

桐庐是个小县城，县前紧靠富春江，后面是大山，山后是一条土名横江的天目溪，流到桐君山脚，汇入富春江。这条支流可富啦，单木材一项，江岸停泊从天目山里流出来的木排，足有一里来长，成为木材商的摇钱树。沿江是一家家木行，供木材商住宿谈买卖。这地方叫东门头，又叫木排头。东门头又是通往省城杭州的轮船码头，码头上还停泊通往建德和兰溪的快船，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从这儿往西，是一条笔直的大街，两旁是挤满连排结栋的商店，它的尽头是县城的南门，出了南门，便是沿江的一片农田。父亲经营的乾元慎南货店在靠近南门唯一的一条横街上，和大街成直角。店址在横街与直街的交叉点上，正面朝东，侧面朝南，斜对面是条通江边的包家弄。这个交叉点是上半街的市场中心，乾元慎是这个交叉点的中心，东南两面临街，一般市民都称它为三角店，处于做买卖的有利地位。而其周围邻居主要是几家消费商店，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直街南对面是一家三开间的大茶店，附设一家卖面食的饭馆；东对面是一家水果店，春夏秋冬四季，都有新鲜水果上市。春天樱桃，夏天杨梅、西瓜、桃子，秋天苹果、梨，冬天甘蔗。

桐庐县城如此触手可及的民国印象，只能在叶浅予这样土生土长的桐庐人笔下才能领略。然而，我们更能真切领略到的，是叶老镜头中的民国时期的桐庐风貌。民国二十三年六月（1934年6月），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发行了由周天放、叶浅予合著的《富春江游览志》。书中收有42幅摄影作品，均由叶浅予拍摄。其中有在桐君山俯瞰桐庐县城与江心沙（即放马洲）的照片，也有在江心沙望桐君山的照片，那时桐庐县城风貌尽收眼底。另外，严子陵钓台、圆通寺、阆仙洞等景点和农夫、村姑等形象，让人过目难忘。如此真切的民国景象，幸有浅予先生早年就是一位摄影爱好者，留下故乡最早的真实影像。

民国时期桐庐圆通寺的模样，我从竺可桢的摄影作品中也领略到了。2022年6月我陪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徐剑会长去建德梅城考察，主人带我们参观浙江大学西迁展示馆，在大量照片中我被“浙江桐庐圆通寺（竺可桢摄于1937年）”这幅吸引住了。照片是圆通寺的正门，一道围墙当中是一个半圆形大门，从照片看寺庙规模并不大。门前是两棵大树和一条正对大门的泥土路。照片上用毛笔写着隽秀的文字：“桐庐圆通庵。民国二十六年九月拍。”想来应该是照片拍摄者题写。我们也要感谢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让我们真真切切看到了将近90年前的圆通寺。

民国时期多位山水画家，画有富春江、桐君山、钓台的国画，只是这些画都极具古意，难以真切领略那时桐庐的风貌。但有一幅油画倒是例外，那便是著名女画家潘玉良创作于1935年的《桐庐待发》。此油画明显取景于当时的桐庐东门码头，三艘客船候客待发，远处江面上还有往来帆船，仿佛摄影作品一般真实呈现。

说到客船，始于清光绪年间的桐庐轮船，到民国时期已较为发达，从桐庐东门头至杭州南星桥除普通轮船外，还开通了快班轮船。《富春江游览志》中记载着不同的价格，颇有意思——

普通轮船，“杭州至桐庐：统舱八角，客舱一元一角二分，官舱一元六角。”

而快班的价目是，“自杭州至桐庐：统舱八角八分，客舱一元二角三分，官舱一元七角六分。”

从以上价格看，二者差别似乎不大。不知那时乘客是喜欢省钱，还是愿意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