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桐君采药录》

王樟松

在中国本草学的谱系中，《神农本草经》长期居于独尊地位，而与之并称的《桐君采药录》则因原书早佚，隐没于历史尘烟之中。然而，透过历代典籍的零星征引，以及陶弘景、李时珍等医家的反复称述，这部托名上古人物桐君的本草著作，其轮廓仍依稀可辨。它既是一部依托口传经验整理而成的早期药学文献，也是“君臣佐使”配伍原则与三品药物分类体系的最初载体。

《桐君采药录》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本文拟从著者身份、书名流变、内容框架及其在早期本草学中的位置逐一探究。

桐君其人

桐君，是一个介于传说与史实之间的人物。历代关于桐君所处时代的记载歧异纷呈，大致可归为四说：神农时代说将桐君与神农在药学上的成就并举，陶弘景称“上古神农作为《本草》……其后雷公、桐君更增演《本草》”；黄帝时代说视桐君为黄帝之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径称“桐君，黄帝时臣也”；唐尧时代说据《世本》记载，谓“桐君，唐尧时臣，与巫咸同处方饵”；上古时代说则承认其时代不详，但保留了桐君在桐庐东山桐树下结庐采药的传说——“或有问其姓者，则指桐以示之，因名其人为桐君”。四说并存本身即说明，桐君的事迹在早期口耳相传中已难以确切系年，后世医家的追述，更多是将其纳入各自所认同的古史谱系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桐君并非纯然虚构的传说人物。在中国医学史上，他被视为真实存在过的药学先行者，其医药实践成果被后人汇编成书，成为“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药物著作”之一。2021年，“桐君传统中药文化”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内涵明确包括《桐君采药录》文献、桐君山文化遗址及药祖祭祀活动等。这表明，桐君其人其书已经超越单纯的文献学议题，成为活态传承的文化记忆。

《桐君采药录》书名流变

《桐君采药录》在历代典籍中的称谓并不统一，这种书名的不确定性本身即折射出早期文献流传的复杂面貌。全书至少有六种称法：称《桐君采药录》者，见于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序、《药总诀》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称《桐君药录》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称《桐君录》者，见于《本草抄义》及《太平御览》；称《采药录》者，见于《古今医统》和《东医宝鉴》；以人名代书名的《桐君》见于《医心方》转引《小品方》；而古籍引用佚文时最频繁使用的是《药录》，主要散见于《证类本草》。此外，《历代医方考》和《东医宝鉴》还记有《采药对》《采药别录》两个书名，是否同书异名，尚难论定。

卷数方面同样存在分歧。《通志》《广韵》《本草纲目》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均记为二卷，而《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记为三卷。这种卷数出入，可能反映了不同传本或不同时期的增补情况。该书托名上古人物桐君所著，成书年代不晚于秦汉时期，是中国早期本草学文献；部分条目中出现汉代至晋代地名，显示后世确有增补痕迹。

《桐君采药录》的内容框架

南朝梁时著名医药家陶弘景这样总结前贤桐君的成就：“识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药物，以为君、臣、佐、使。”

从现存古籍的征引和陶弘景、徐春甫等人的概述中，可以大致复原《桐君采药录》的内容结构。后人比照《神农本草经》认为，全书载药365种，分为上、中、下三品，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这一数字与《神农本草经》相同，但二者的药物归类与性味记载颇有出入，说明早期本草学在共同的知识框架下，存在不同的经验传统。如：麦门冬长于“谷肥地，叶如韭，肥泽，丛生。采无时。实青黄。”黄芩“茎空中，或方员，高三四尺。四月花，紫、红、赤。五月实黑、根黄。二月至九月采。”

每种药物项下的记载体例相当完整：性味、有毒无毒、植物类药在不同月份或季节的外形特征（花、叶、茎、蔓、色彩等）、采收时令及必要的加工，如：房葵“茎叶如葵，上黑黄。二月生根，根大如桔梗根，中红白。六月花白，七月、八月实白。三月三日采根。”以及记录药物七情（相须、相使、相畏、相反等）这是君臣佐使理论的思想源头之一。“定三品药物”，即指桐君将所有药物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种。上品药物延年益寿，没有毒性，可长期服用；中品药物调养治病，毒性较弱，病愈药停；下品药物专于攻邪，毒性较强，主治急症，不可长期服用。

明代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中记载：“少师桐君（按《本草序》为黄帝臣），撰《药性》四卷，及《采药录》，纪其花叶形色，论其君臣佐使，相须相反，及立方处治寒热之宜，至今传之不泯。”这一描述将药物辨识、分类、配伍与临床施用连为一体，呈现出从药性认知到方剂组织的完整知识链条。

“君、臣、佐、使”是最基本的中药学理论，确立了中药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沿用至今。“君”为主药，指处方中对治疗主症起主要作用的药；“臣”为辅药，是辅助主药或加强功效的药物；“佐”为佐药，协助主药治疗兼症，或抑制主药毒性、烈性的药物；“使”为引药，引导处方中各药直达病变部位，或对各药物起调和作用的药物。

《桐君采药录》也是最早记载茶的文献之一。据唐陆羽《茶经》记载：“桐君录：西阳、武昌、庐江、晋陵好茗，皆东人作清茗。茗有饽，饮之宜人。凡可饮之物，皆多取其叶，天门冬、菝葜取根，皆益人……”因此，唐代著名学者、诗人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肯定：“炎帝虽尝未解煎，桐君有箓那知味。”

《桐君采药录》除分记各种药物外，还载有某些简易医疗方剂。方剂部分虽佚文零散，但《医心方》卷十六转引《桐君》的一条医方：“赤小豆、白蔹、黄芩、黄芪、牡蛎凡五物，分等，下筛，酒服方寸匕（古代量药的小勺，约一小勺的量）。”这证明原书确实兼具药物学与方剂学的双重性质。

《桐君采药录》的学术地位

《桐君采药录》流传至宋代已极少见到。北宋官修《嘉祐补注神农本草》所采用的本草类书目中，只载有《吴氏本草》而无《桐君药录》之名，可见其传本已近湮没。至明代李时珍撰《本草纲目》时，已明确断言“《桐君采药录》今已不传”。然而，在它尚可获见的时代，陶弘景曾多次对其内容加以介绍和引用，这些引用经由《证类本草》转引而得以保存。

现存佚文的主要来源有四条脉络：其一，《太平御览》引《吴氏本草》转引《桐君》，涉及药物38种之多，涵盖石胆、阳起石、麦门冬、当归、细辛、人参、丹参、防风、巴豆、甘遂等；其二，《医心方》引《小品方》转引《桐君》的一条医方；其三，《证类本草》引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转引的《桐君药录》，包括天门冬、续断、水萍、苦菜、占斯等；其四，《证类本草》引《嘉祐本草》转引《吴氏》再引《桐君》的佚文，涉及钟乳、石胆、当归、芍药、知母、狗脊、雷丸等。这些佚文虽仅属原书全部内容的极少部分，却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此书对推动古代早期医药学发展所起的作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桐君采药录》与其他早期本草著作之间的差异。唐代孔志约在《新修本草》序文中已指出，《神农本草经》与《桐君》《雷公》等著作“颇或蹖驳”。以现存佚文对照，这些差异清晰可见：莽草，《桐君》谓苦、有毒，《神农》谓辛；狼牙，《桐君》谓咸，《神农》谓苦；牡丹，《桐君》谓苦、无毒，《黄帝》谓苦、有毒；丹参，《桐君》谓苦，《岐伯》谓咸。这些分歧说明，在《神农本草经》取得独尊地位之前，早期本草学领域存在着多种并行的地方性、学派性经验传统，而《桐君采药录》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家。

《桐君采药录》是一部已经亡佚但又深刻嵌入中国本草学传统的著作。它以托名桐君的方式，承载了秦汉以前中药采集与辨识的实践经验，确立了“君臣佐使”的方剂配伍原则，并在药物三品分类、性味记载体例、七情畏恶等方面为后世本草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它的书名在流传中衍化出多种简称，它的卷数在著录中存在分歧，它的药物记载与《神农本草经》等经典互有异同——这些“不确定性”本身，恰是早期本草学多元共生状态的真实映照。在《神农本草经》的光芒之下，《桐君采药录》虽未能全帙传世，但陶弘景“桐君更增演《本草》”的论断，以及桐庐桐君山延续至今的药祖祭祀传统，都提示着这部药祖遗珠在本草学史上的位置，远非“佚书”二字所能穷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