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热播古装历史剧《太平年》的时代背景为中国历史上的乱世——五代十国。五代以907年朱温篡唐始，以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终，历梁、唐、晋、汉、周，这是中原王朝的五代更迭。桐庐自中唐乾元元年（758）起，一直隶属睦州；唐王朝受到黄巢之乱的严重打击，即使平定后也是“军阀”混战、分崩离析。此时钱镠以杭州为据点，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崛起；晚唐光化三年（900），由于钱镠想做大杭州，并限制睦州陈氏势力，改隶桐庐于杭州，此时离唐代落幕只剩下7年；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镠之孙钱弘俶入汴京献上版图，之后桐庐又回到睦州，此时距离北宋开国已经18年。桐庐的这78年时间，都在吴越钱氏的管辖范围内，并且隶属杭州。《太平年》的剧情主线即以吴越国国君为保境安民最终纳土归宋这一历史事件，反映出和平才是乱世中真正的民心所在，国家统一才是百姓期盼的“太平年”。桐庐在这一时间段前后，文献里留下了不多的人物和史迹，或可与历史主流相印证。

一、钱镠传说

吴越国第一代君主钱镠，出身临安普通农家，曾贩卖私盐，在乱世中通过个人努力而成为王侯，后衣锦还乡。这一历史本身富有戏剧性，时间一久，后人再加附会，便在浙江各地都留有传说，有些还演化为种种神迹。在桐庐，就有一个地方叫“赤洲岭”的，据传与钱王有关。《民国桐庐县志》载：

赤洲岭 在县北四十五里。岭上有钱王穴，相传钱武肃微时憩此，其当膝处有泉涌出，故名。岭下有洞，名赤洲洞。唐贞元间，李士举来游。改名馆仙洞。洞口上出缘梯而下三丈余，有石壁，自壁侧入十余步，高敞若屋，滴乳凝成石柱及人马龙麟之象。再进，则萦纡曲折，莫知所穷。据故老相传，洞内有玉女石，又有蟾蜍、翠鹊。壁间多名人题志。

赤洲岭位于现在的桐庐县瑶琳镇，岭上有条蜿蜒曲折的千年古道，或是钱王贩盐所经。古道旁有钱王穴，又叫钱王水穴，相传钱镠曾经在此歇息，结合岭下的“钱王担石”的记载，他担盐累了，大概也口渴了，他边上差不多膝盖高度的石穴，有泉涌出，可以解渴。清嘉庆二十年（1815），乡人潘之预等在此筑亭，名“膝泉亭”。县志又载：

担石 在县南四十五里。三石重叠，上横下竖，方正中绳墨，卓立溪浒，土人呼为钱王担石。相传钱武肃微时担盐抛石于此。又名重起石，元杨维祯有诗，见“文征”。

《民国桐庐县志》作“在县南四十五里”，大概是抄写错误，应该是“在县北四十五里”，也就是赤洲岭下的溪边。“三石重叠，上横下竖，方正中绳墨，卓立溪浒”，颇有造化之功。元人杨维桢诗曰：“担石在溪边，千年尚姓钱。徒劳神武力，不及祖龙鞭”，可见在元时钱王故事已经流传开来。

杨维桢感叹“神武力”不及“祖龙鞭”，神武或指赑屃，古代有龙生九子、赑屃驮碑的说法；“祖龙鞭”则用秦始皇典故。《艺文类聚》卷七九引《三齐略记》：“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出处，于时有神人，能驱石下海，城阳一山，石尽起立，嶷嶷东倾，状似相随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辄鞭之，尽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犹尔。”石头走得不快，神人鞭之，以至于石头流血而赤。这里也与赤洲岭之“赤”相呼应。

二、文人章鲁风

章鲁风又作章鲁封，进士，桐庐人，能诗，与新登人罗隐齐名，又善于“笔札”写文书。钱镠破董昌后崛起，请章鲁风做官为“表奏孔目”，大概章鲁封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重视，或乱世中不太愿意屈身于某一割据政权，内心还在摇摆，于是拒绝。钱镠武夫的本性暴露，鞭笞章鲁封，后者勉强答应。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了这则文人不幸的故事。同时期有苏州文士吴仁璧，第一次拒绝入幕已惹怒钱镠，第二次拒绝写罗城记，钱镠索性将他沉于江中。罗隐也是被逼出宰钱塘，某次宴会写诗讽谏钱镠：“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希望钱镠对待文士更为宽容。贯休曾以“一剑霜寒十四州”赠钱镠，钱镠要贯休改“十四”为“四十”，贯休不从而遁。贯休忍受过钱镠对文士的精神压迫，在《怀钱唐罗隐章鲁封》中写道：“二子依公子，鸡鸣狗盗徒。青云十上苦，白发一茎无。风涩潮声恶，天寒角韵孤。别离千万里，何以慰荣枯”，或有对罗隐、章鲁封不得已而为之处境的感同身受。

浙江大学江弱水教授最近出版了新书《唐诗富春记》，在《桐庐三章》中引《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以名与字的关联，考证章碣即为章鲁封，纠正了县志分列两人之误，识见超卓，颇可引据。

三、章仁肇墓

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在“寓贤”中记载外地人流寓两浙的名人，五代时只列了“工部侍郎章仁肇”，记载道：

章仁肇，浦城人。仕后周为检校尚书、工部侍郎兼耀武将军，有功于时。广顺中，徙居桐庐定安乡之窊石，尽敛锋芒，居仁行义，乡人敬服之。宋季有名木者，其裔孙也，擅诗，名号小客星，有《诛魃文观海集》行于世，张壬笥吊之曰：“云外客星落，江头桐树凋。有文诛旱魃，无禄佐清朝。观海声名大，回天志虑销。孀妻与孤子，仍旧瓦萧萧。”今居梧村者，皆其流裔也。

据《十国春秋》及章氏家谱，王审知据闽时，章仔钧曾任高州刺史，其第十子即章仁肇。一次章仔钧守浦城，边镐、王建封违抗军令当死，章仔钧从夫人练寯建议，偷偷释放了他们；后边镐、王建封投靠南唐，南唐攻闽时，边镐、王建封感练寯之恩，保全了建州百姓。章仁肇徙居桐庐，《全城分支青旸章氏宗谱》记载：“仕后唐为工部侍郎、检校尚书兼耀武将军。娶刘氏，封夫人。生子一：仲彝。后周广顺年间，鼎祚屡迁，世道否塞。公观时度势，乃挂印绶。遨游名山胜水，历岩滩，过桐江，见宛石之区，翠峦壁立，香泉流绕，幽景可爱，遂营地构室而造家焉。生殁年月缺载，葬定安乡北麓西畔，夫人合兆”，平和的叙述中藏着诸多的无奈。很可能，在南唐作为降将，章仁肇受到排挤不得不投奔吴越国。据县志记载，章仁肇墓“在安定乡窊石庄之南，地名高牌”。在桐庐定居后，至宋元时，后裔中有个擅长诗词绝句的章木，他是杨维祯的徒弟，当然这是后话。

四、董司徒庙

《民国桐庐县志》载：“董司徒庙，在孝泉乡仁孝庄。一名标福明王庙，神名举，五代梁时本里人。明正统间，后裔董叔瞻重建。”董司徒叫董举，据当地《董氏宗谱》，董举约晚唐光启年间从中原迁至桐庐孝泉。晋人夏孝先父墓遇野火，孝先哀号而百鸟以羽毛沾水浇灭，之后墓侧涌泉号“孝泉”，这是孝泉乡得名的故事。董举迁到孝泉乡后却遇到了孝泉枯竭，他认为是乡人有不孝之事，故而日夜祷告，愿以身帮乡人赎罪。董举最终身故，孝泉恢复如初。乡人为之建祠，是为董司徒庙，边上垒石之所泥土覆盖，号董公圻。董司徒庙名声大噪，是在五代晋开运时，浙右大旱，皇帝石重贵命令官员祈雨，始终不灵验，直到向董司徒庙祷告才最终得雨沛然。宋人朱軝有《董司徒庙记》，记其事甚详。然而细想一下，晋开运时，桐庐在吴越国境内，虽然钱氏“善事中原”，但后晋皇帝石重贵当不至于遣使来桐庐祈雨，这或是后人附会。

五、知县刁衎

纳土归宋后桐庐第一任知县是刁衎，由于他曾经“以文翰侍李煜，甚被亲昵”，早年的生活还可追述到五代，故而也可写写。

北宋理学家倪天隐是桐庐人，他得到了一份北宋雍熙后的桐庐县令名单，对他们政绩进行品评，并写有《县令题名记》，记里写道：“刁公以直道自信，出宰是邑。”“直道自信”，用白话来说，大概是性情耿直、敢于直言的意思。刁衎为官桐庐，名声不错，县志载：“应诏言事，乞举天下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载者悉禁之”，对百姓宽政，在宋初时对发展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刁衎曾经是南唐的官员，南唐时，以父荫任秘书郎、集贤校理，权势甚盛。进入新朝后，还能够“直道自信”，多少是理学家的溢美之词。《宋史·刁衎传》载：“归宋，以纯澹夷雅知名于时，恬于禄位，善谈笑，喜棋弈，交道敦笃，士大夫多推重之。”谈笑、下棋，这何尝不是韬光养晦、明哲保身之举。

刁衎在桐庐任职时，为桐庐写了不少文章，又向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徐铉求得“桐庐县”篆体书法，刻为匾额，一时传为美谈。北宋曾任睦州知府的张伯玉，将徐铉的篆体书法成就置于秦朝以来约1500年的历史中，与秦李斯、唐李阳冰并列为三，《题徐常侍篆桐庐县额》曰：“今之贤士大夫道东南者，过七里濑则访子陵钓台，至桐庐则乐观徐君之篆，其名也岂虚然哉”，将徐铉的篆体匾额与严子陵钓台景观并称，可见当时的影响之大。皇祐初，刘斁任职桐庐，怕木质的匾额将会腐朽，特地买来洞庭石，将徐铉的篆体书法刻在石头上。县志载：“南渡后，二刻俱在县衙，经兵乱而墨迹不存矣。”南宋时墨迹不存，木刻易朽，这石刻可惜也下落不明。刁衎之所以请徐铉题字，主要是他俩都曾经在南唐任职，是为故交。徐铉除了书法成就，在学术史上，他与他的弟弟徐锴分别对许慎《说文解字》进行了研究，在写本与刻本转换的关键时期使之得到了系统的整理。

六、几个寺庙

吴越国诸王信仰佛教，杭州的灵隐寺、净慈寺、昭庆寺以及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等都，都于此时兴建或重修。在桐庐，兴修有华林寺、净土寺、清泉寺等，这些寺庙成为桐庐重要的文化景观。华林寺是桐庐县富春江南岸有代表性的佛教中心，号称“小灵隐”。《万历严州府志》记载：

桐庐华林寺，旧有水墨罗汉十八幅，形模奇古，凡视之，初则隐隐模糊，就之渐明可挹，喜怒忧寐，其状不一，宛然如生，世称仙笔。相传昔有自矜其技者，寺僧延之，乃独坐一楼，谢接谈，惟令日供饮食。既浃旬，僧疑而瞰之，见其以盆水自照自图，始及半身，觉而绝笔，遂盥其手，弃其水于地，泉迸出，今香泉池是也。不别而遁，收其所遗，得罗汉十六幅半。至李唐时，一僧全其半而续其一，笔法精妙，绝似释家，以为画者后身，或云僧贯休。

华林寺曾收藏有贯休补画的《罗汉图》，有如此宝物加持，对华林寺具有特别的意义。可惜《罗汉图》在明弘治九年（1496）罹于火，煨烬无存。晚唐时贯休行迹所至，留下了不少罗汉图，今人研究包括众安桥强氏药肆本、豫章西山云堂院本、唐安寺本、怀玉山本、蜀传本等众多版本，华林寺《罗汉图》也可增加一个版本。

《民国桐庐县志》载：“净土寺 在县西北三十五里元村庄。晋天福年建，相传淮海王赏赐铁塔一座，今无存。”淮海王指吴越国君主钱弘俶，得到国君的铁塔，可见净土寺在当时也是影响极大的。《民国桐庐县志》又载：“清泉寺 在县西北四十五里金潭庄，系五代时人因朱篆暴横，废其墓为寺，元末毁。”因乡人暴横便毁墓修寺，这里或有更多的故事，只是世异时移，历史的细节逐渐模糊了。

在晚唐至宋初的这约百年时间里，国家分裂而百姓渴望统一。桐庐除前期受到黄巢起义的破坏，之后则始终由吴越钱氏管辖，后又纳入宋朝版图，是“13州1军共86县”中的普通一县，与其他地方一样，最后没有城破人亡、玉石俱焚。这是吴越国君在历史岔路口，审时度势做出的正确抉择。本文没有涉及军国大事，也没有战争与硝烟，但平静的背后其实还是透露出乱世的影子，如章仁肇的迁桐、贯休的赴蜀，而章鲁风、刁衎等士人的心态也颇可玩味。乱世的影子里，依稀可以看到官员、百姓对“人间烟火气”的期待，同时也是对“太平年”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