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时，严子陵钓台发现明代董其昌、陈继儒等人题字摩崖石刻，该摩崖石刻位于西钓台下山磴道边，镌刻于直径约65厘米的圆形山石上，石刻文字为楷书，内容为：“万历己酉春，华亭董其昌、陈继儒，武林黄汝亨，醉里范明泰，里人赵如献修禊于此”。

董其昌，字玄宰，号香光，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籍贯上海县，托籍松江华亭。一生三次出仕，都是京官，历任东宫讲官、礼部侍郎、詹事府、直至南京礼部尚书，七十九岁时致仕归里。作为一个著名画家，董其昌在中国艺术史上举足轻重，是松江画派代表，提出“南北分宗”理论。在其一生中，宦海浮沉和艺术创作是他生活中重要的两部分，二者相辅相成，在艺术领域的名声使他在仕途能化险为夷，而政治上显赫地位又使他的艺术创作更加有名，在两个领域董其昌都极为成功。

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生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松江华亭人，是晚明著名隐士，入《明史·隐逸传》的少数人物。陈继儒的隐逸并不是遁世无闻，而是声闻于天，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村野之人，都对其推崇备至，他兼隐士、诗人于一身，既有清高之名，又有世俗之乐，是市隐与山隐结合的隐逸之路，可以说代表了晚明文人的人格追求。董其昌与陈继儒的友谊源自少年时代，董其昌在为陈继儒的《白石樵真稿》所作序言中讲道：“余与眉公少同学，公小余三岁，性敏心通，多闻而博识。”在董其昌与众多名士的交往中，与陈继儒的关系最为密切，是一生的挚友，两人不仅是诗文书画上的知音，更是精神上的知心朋友。钱谦益认为陈继儒为人“重然诺，饶智略，精心深衷，妙得老子阴符之学”，虽说陈继儒的日常生活主要是一种“削迹郡城”的隐居状态，但也难免会有外出游赏交接的日子。或与董其昌携游苏州，赏鉴书帖画卷；或游武林，应黄汝亨之邀，观古法书名画及金石鼎彝。

黄汝亨，字贞父，号寓园，生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浙江钱塘（武林）人，是明代中晚期著名的书家、文学家，其人生轨迹与艺术成就交织于晚明文化转型的浪潮之中。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黄澍曾任礼部郎中，家族背景为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万历二十六年（1598），黄汝亨以进士及第踏入仕途，历任南刑部郎中、江西布政司参议等职，后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辞官归隐杭州，潜心于文学与艺术创作。在文学领域，他与汤显祖、袁宏道、陈继儒等文坛巨擘交往密切，通过诗文唱和，推动了晚明文学革新。黄汝亨以散文见长，其文风融合了唐宋八大家的气韵与晚明小品文的灵动，其著《寓林集》收录了其诗、游记、书序、碑铭等作品。诗卷中明确有关桐庐的诗有两首：一、《严滩》诗：“朝溯桐江流，暮淩严滩上。历落屹多奇，澎濞莽殊状。石齿纷相击，涛怒弥以亢。险道似走蜀，搏风俨吹阆。操者为踌躇，坐者亦惆怅。安得有力人，行空独推荡。遵夷神不惊，触物理多怆。平陂何足论，纵心自调畅。”二、《钓台》诗：“富春山头白日高，清飙琅琅披林皋。轩冕虚传汉帝座，钓竿长拂严陵涛。云台功臣已千载，杰阁清江星渚在。至今不墜先生风，当时留得狂奴态。吁嗟乎！人生富贵如埃尘，弹冠未遂即垂纶。及时不作沧州卧，徒今邓禹来笑人。”书法方面，黄汝亨承袭元代赵孟頫书风，兼融宋代苏轼、米芾的意趣，主张“书法以气韵为先”，形成了“温润秀逸”的独特风格，被评为“晚明书坛的清新之风”。他与董其昌、米万钟等大家交好，共同探讨书艺，其作品常被董其昌赞为“有元人遗韵”。他值得记一笔的是编写《廉吏传》，北宋末期，内忧外患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感受到苍生之苦的费枢，作《廉吏传》以宣扬正道，砥砺士风，在徽宗末年完成了《廉吏传》。黄汝亨廉洁自持、崇儒重道，处在晚明变革时期的他，作为当时有名的经师，自然期望补敝起废，黄汝亨从友人处得到费枢《廉吏传》手抄本后，苦心孤诣力加补修。其为《廉吏传》撰写的序言中，认为廉是极可贵的品质。他说“士捐廉鲜耻，苟且富贵而能立身，天地者未之尝闻”，“惟澡身履洁，而后可以入磨涅，完坚白，小以立身，大以匡世，故廉贵焉”。寡廉鲜耻或可富贵，却不是立身之正道，当以廉洁立身，如此才能经受人生中的各种考验，才能匡扶社稷、兼济天下。编写《廉吏传》，就是要“扬清风，惩败类”，推崇“砥行于礼义廉耻，而栖志于淡泊凝静”之人。

范明泰，字长康，号鸿超，其室号为舞蛟轩。生卒年不详，出生于嘉兴府秀水县（嘉兴古称槜李又称醉里）范氏家族。明泰父、祖皆以科举功名立身，在仕途上亦颇有作为。其父范应宾曾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中壬辰科进士，先任商城知县，后累官至工部主事，且著述颇丰，曾有《水部集》传世。范明泰曾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中应天府举人，此后却看破晚明官场之险恶，再无仕途之求。其人轻仕进而淡泊名利，侍奉双亲至孝。范明泰工诗文，好刻书，嗜藏书，对于米芾十分偏爱，热衷于编撰米芾的轶事作品，与其人生志向、爱好有很大关系。曾编撰《米襄阳遗集》《米襄阳外纪》十二卷、《米芾志林》等，其搜索资料编辑而成的《米襄阳志林》十三卷，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存目”之中。

赵如献，字孟清，号方壶。严州府桐庐县孝泉乡（今俞赵村）人，西钓台下有万历三十四年（1605）季夏，他写的“一丝九鼎”摩崖石刻，他书写的毛一瓒《钓台四首》诗碑陈列于严先生祠壁。他与董其昌、陈继儒交情甚深。修撰于清雍正十年（1732）的《孝泉赵氏宗谱》中，有董、陈二人写给赵如献的文字，董其昌称他“小客星”，陈继儒夸他“人龙文虎”。董其昌《容台集》中，有《送赵孟清归桐庐》诗：“燕市悲歌地，周南留滞年。交期论世外，标格在诗前。不减遗书字，高吟宝剑篇。严村犹汉腊，归棹雪江边。”陈继儒《白石樵真稿》中，有尺牍《与赵方壶》，感叹“何时与翁散发濯足，向古木清濑间上谈黄农，下叙钓弋”。

万历己酉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据《董其昌年谱》记载，这一年，董其昌“闲居江南，春，游黄山，居新安吴翼明家两月，尽赏其所藏名家书画。”陈继儒也曾多次访问徽州，尤其与歙县西乡的西溪南吴氏家族关系密切。吴氏是徽州著名的商贾与收藏世家，家藏丰富，陈继儒受邀至其家族的余清斋鉴赏书画，并题跋名家墨宝。据记载，吴廷（吴氏成员）为传播珍藏，还邀请陈继儒与董其昌共同评定书法名迹，并由杨明时摹刻成帖。从以上记录判断，严子陵钓台发现的题刻，应该是董其昌、陈继儒一行沿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去徽州途中，在桐庐受到赵如献热情的接待，在三月初三这个日子，修禊于严子陵钓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