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温度写作 范文观止

命运的作弄，有时猝不及防。

睦州，是皇帝给范仲淹的临时安排，大宋对付那些罪不至死而皇帝又一时拿不定主意的官员，最常用的办法就是让他去某个偏远州府任职，先让你远离斗争的漩涡中心，然后再看，这既是一种惩罚，也算是一种保护。

范仲淹因言获罪，他一方面说自己“献言罪大，辄效命于鸿毛”，一方面希望皇上“天德清明，海度渊默”。（《睦州谢上表》）如果皇上真的“海度渊默”，能容纳不了他的建言吗？会听信吕夷简的谗谤吗？

睦州有看不尽的风景、说不尽的故事、享不尽的潇洒。听到被贬睦州时，范公内心甚至还有几分庆幸，心想正好去看看，于是怀揣着官阶凭证“告身”怡然就道。

“南下干部” 范仲淹到达睦州，也许是郡地偏僻，整个州府似乎没有太大的反响，州衙一如往常，门可张罗。来迎候的是睦州从事章岷与阮逸（“从事”为州郡长官辅政官员）。

没有驿卒警车开道，没有张展横幅，没有文学青年奔走相告赶来一睹风采，更没有追星族纠缠左右索要签名。要知道，此时还没有发生影响深远的“庆历新政”；还未写出震动文坛的《岳阳楼记》。北宋睦州，穷乡僻壤，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却因范仲淹的到来而变得热闹起来。

当晚，章岷为他接风洗尘。彼此相谈甚欢。章岷向范公介绍了州府辖县概况。他在《与晏尚书》中云：“且有章（岷）、阮二从事，俱富文能琴，夙宵为会，迭唱交和，忘其形体。郑声之娱，斯实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诗。其为郡之乐，有如此者。”（《范仲淹全集》上册第620页）

他们喝酒的不远处有座临水而筑的严陵祠。南朝梁顾野王《舆地志》：“桐庐县南，有严子陵渔钓处。今山边有石，上平，可坐十人，临水，名为严陵钓坛也。”《元和郡县志·江南·睦州》：“七里滩上距严州四十余里，又下数里乃至钓台。”

按时空概念论，严陵祠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桐庐的历史。是最拿得出手的风景。另一座桐君祠直至宋元丰年间（1086年）才由知县许由仪倡议肇建。

严陵祠始建年代，古人在地方志里就怼翻了，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赘述。但至少在初唐，它就存在了，因汉高士而名，又称家庙。庙小神气大。范仲淹是严先生的铁杆粉丝，年轻时就读过《后汉书·严光传》，且向往子陵遗风久矣。

从初唐到北宋时间已经过去了三百年，期间皇帝换了无数，官员更是走马灯一般，祠庙荒废破败乃是大概率事件。此刻，它终于等来了范仲淹。而范仲淹似乎命中注定要借严陵祠之阶梯，登上大宋文坛之巅。

范公初谒变得很写意：遥想当年高士延拒光武帝之召，拒封“谏议大夫”之官位，来桐庐隐居，拂净红尘俗气，身披羊裘，面对清风薄雾、万顷翠微，飘然而至，君为独钓一江春水么？

严光本庄姓，爷爷庄忌为西汉大辞赋家，人称“庄夫子”，与司马相如等俱为一时名家。据《汉书》载，“庄夫子赋二十四篇”，可惜流传下来的赋作仅《哀时命》一篇。东汉时，因避汉明帝刘庄讳而改庄姓为严，后世便有“庄严同宗”一说。

改姓，可能触动了范公痛点。范仲淹2岁丧父，母子不被范氏家族接纳。后来，范母改嫁朱文翰，范仲淹也更名为朱说——这个名字用了24年之久。后继父去世，范仲淹在与朱家兄弟的一次争执中得知自己的家世之谜，于是毅然决然离家到商丘应天书院读书。

值得庆幸的是，书院的清贫生活，打开了他观察宋帝国盛世真相的一扇窗户。当其他精英文人沉湎醉乡之时，他“划粥断齑”“醴泉苦读”，从大宋那群浪漫的诗人群体中脱离出来，开始以清醒的目光审视社会。这也奠定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感基础。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考中进士做了官。他决定带母亲重回苏州范氏家族，却遭到家族的拒绝和讥讽。又两年，范仲淹升任亳州节度推官，又多次请求复姓，经过几次协商，范氏族人才同意他恢复范姓。大中祥符十年（1017年），宋进士朱说经朝廷准奏，正式更名为范仲淹。

范仲淹敬慕子陵之风，决定恢复严氏遗迹。虽然他个人生活极其节俭，但在公益急用之时，却是十分的慷慨大方，捐出半年薪俸，以倡义事。这次重修可以说是一次官方“打样”。

老范一出手，便知有没有。“重建严先生祠堂，复其子孙四家而奉祠焉。”（《范仲淹全集》下册第728页）。更重要的是首次将这座家庙提升为官祠，意味着此后维修可使用国家公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政府出资。

即使移守苏州，范公仍然不忘修祠之事，他向章岷作了殷殷托付。章岷曰：既然先生如此推崇揄扬严光，何不撰写一篇文章来记录呢？” 范公欣然答应：“好！”

若以当今“流量为王”之人来运笔，没话找话也该写成上千字。范公熟读刘秀《与严子陵书》、骆宾王《钓矶应诘文》和崔儒《严先生钓台记》。深知很多人们在心中咀嚼、揣摩过无数遍的人类共通的悲喜情绪，古人早就用更凝练、更触动人心的方式书写过了。后世的表达无非是模仿、延续，以及少量的原创。

范公深知，家庙、亭阁、墓冢，或是刻着“何处是汉家高士，此间有天子故人”的石牌坊，此等有形的东西，大多经不住时间的风吹雨打。唯有无形的东西，方能长留。

此时，恰好收到方楷同科、为自已辩诬贬夷陵令的欧阳修发来的“微信”：“然窃惟希文登朝廷，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若夫登高以望远，饮旨而食嘉，所以宣辅神明，亦君子起居寝食之宜也。”（《与范希文书》）

某日，仿佛山风忽然推了一把，面对宽阔的江面和奔流不息的江水，范公不由得胸怀开阔，蓦然高呼一声“研墨”。他将百感交集诉诸笔端，文思泉涌跃然纸上，一篇打破了宋词脂粉桎梏的不朽之作喷薄而出。

范公惜字如金，只写了237个宋体字，章岷大为惊讶：这么简短的记文，会不会被误认为对严公不恭敬呀？

万万没想到的是，当盱江先生李泰伯（李为范公老师晏殊好友，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老师）看到此文未及读完便拍案叫绝：“先生此文，必将会在世上成名，就是一个字要改一下，如果将它改过来那就更完美了。”范公请教：“是哪个字？”李说：“云山江水那一句，意义和文字很大很深，用他来修饰‘德’字，好像有点局促了，能否把‘先生之德’的‘德’字改成‘风’字，你看如何？” 范公叹曰：人生得遇一字师，足矣。

范公给大书家邵餗的信也流传了下来。范仲淹求字信中说：“今先生篆高四海，或能枉神笔于片石，则严子之风，复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为教也，亦大矣哉！”

范公记文有碑帖气韵，吉光片羽都唱绝千古。诚如《宋史》所载：“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南宋大儒朱熹读范公记文，击节拊掌：“钓台故有范公记文，词义甚伟，后人不容复措手矣。”（《书钓台壁间何人所题后》）

范公记文宣告一座建筑的文化涅槃，也宣告桐庐进入一个新的美学等级，范公完成了从地方官员向文学巨擘的完美蜕变，他的词章不再是朝堂的回声，而是土地的呼吸。

又十二年，范公又创作了巅峰之作《岳阳楼记》，两篇文章堪称“姊妹”篇，既有内容侧重点的不同，亦有思想情感的相通，可谓跨越时空的精神延续和前行。

就想问一下：古往今来，还有谁？

清芬邀客 渔舟唱晚

若论范公与白云村的关系，最紧密的官员当属章岷。章岷是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宋史》有传。后官至两浙转运使，又知苏州，官终光禄卿。仕途绝对超过北宋士大夫的平均线。

福建人嗜茶，对点茶、分茶、斗茶尤为在行。他与范公斗茶歌即是宋代咏茶诗的缩影。范公有《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和章岷从事斗茶歌》等诗。可惜章岷的诗流传至今只有6首。章岷致仕后就病逝在睦州。

景祐元年六月，范仲淹调任苏州，章岷随后亦至苏州任节度推官。他们两人是知音，都爱好山水，性情淡泊。

从青涩书生到宰辅朝堂，千百年来史学家把范公定位在了“政治家”这个“赛道”上，但历史上的范公绝非如此，他有沉浸式情趣的一面。据载，韩琦曾邀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同赏芍药，且每人头上都戴了一朵。这四人后来全做了宰相，便有了“四相簪花”的典故。

四个大男人头戴簪花“圈粉”无数，是不是很奇葩，让人很破防？似乎与他政治家的身份严重不符。唐宋之时，权胄名流常以头戴簪花为乐事，在那个枯燥正统到有点无聊的士大夫世界，范公的幽默感是难得的落花缤纷。

今《范文正公集》中有一首题为《依韵酬章推官》的诗，诗前有序，说明创作背景，云：“仲淹自桐庐移守姑苏，由江而上登严陵钓台小南岸宿方干处士旧居，章从事有诗见寄，依韵和之。”可见这首诗是范公赴任苏州后收到章岷诗所作，章岷诗已佚。范公和诗写得很小资，很唯美：

姑苏从古号繁华，却恋岩边与水涯。重入白云寻钓濑，更随明月宿诗家。

山人惊戴乌纱出，溪女笑偎红杏遮。来蚤又抛泉石去，茫茫荣利一吁嗟。

范公诗价值不仅在于以诗证史、补史之阙，更在于藏着宋代版的“带货直播”。在诗中想象自已在白云村的诗意生活。

白云村之名出现久远难以稽考，坊间素有“唐宋之白云，明清之芦茨”一说。唐宋以来，名人恒隐于此，留下不少鸿来之迹。中唐诗人、新城县令戴叔伦途经此地，嬉游终日，不忍离去，道：“如此美景，岂可无诗！”便口占一首《白云源》。

直至宋元易代，诗人方回在《同杨明府华父夜宿鸬鹚源（并序）》中仍曰：“……同泛小舟下钓台，夜抵鸬鹚源，亦曰白云村，即吾家玄英诗翁之故居也。”由此可见，白云村地名，在宋代就出现在睦州史志上。

当然，范公当年按宋代《营造法式》重修的严陵祠是绝无可能再现了，范公吟诵的白云村原址均已淹没于水库底下，现在人们熟知的徽派“网红村”芦茨是1962年迁址松树岭头重建的。

村是新村，舍非旧砌，又如何？只要诗在，村就在。

举首东瞻，“见东岩绝壁，白云徐生，云方干处士之旧隐，遂访焉。”这话听起来像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就再也没有忘记你的容颜，这是何等默契的因缘。怪不得当年徽商顺流东下，过白云村不敢高声语，说是怕惊了范仲淹在这里养的文气。

范公的白云村之行更像是一场“微度假”。没有前呼后拥，没有鸣锣开道，更没有一身标配的州官行头，而是微服简从。

范公仿佛邂逅方干，他身着青布衣衫，衣袂飘摇，手中提着一盏橘色的灯笼，在石板路上来来回回寻觅着。范公忽生悲意，不见了千年辞行未归的故人。于是，从尘网中隐去，写下《留题方干处士旧居》直抒胸臆：

风雅先生旧隐存，子陵台下白云村。

唐朝三百年冠盖，谁聚诗书到远孙。《范文正公集》卷三

一代文宗范公能把一介布衣诗人表扬到这样的程度实属不易，可见对这位因缺唇而未能登第的处士是多么地尊敬。

在唐代，男人长得丑如同女人长得美，本身就好像有原罪。长得丑也就算了，还偏偏有诗才，有风雅，诗才不是一般得强，在神仙打架的大唐诗坛，方干诗存量在《全唐诗》2873诗人中排名第25位，足见其诗作获官方认可。方干因颜值仕进无门归隐镜湖的遭遇，更让范公为之扼腕不平。

有两个场景值得渲染。一则是真实发生的。唐会昌三年（843年）长安朝堂有司议曰：才则才矣,不可与缺唇人科名。”方干陷入人生困顿，随即无奈带妻儿乘一叶扁舟顺钱塘江而下，从桐庐到山阴一夜漂过七百里，隐居于鉴湖。另一则是合理想象的。那是严陵祠即将竣工，范公与章岷相商，决定给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一个名位，绘方干像配祀。

配享亦作“配飨”，亦有媲美之意。自古只有具备官爵之人或股肱之臣，才有资格配享祠堂。但范公与章岷深知，桐庐白云方门是众多地域流派中最为繁盛的一支，几乎可以县级为单位来细分其支脉。家乡的山水完全融入了诗人的生命，最后诗人自己也化成了那片山水。先贤方干完全有资格与严光共彰隐逸精神。

有时候，一个知音，抵得了多少高山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