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旭华

姚夔（1414年~1473年），字大章，号损庵，明代桐庐籍名臣，坊郭姚家弄（今桐君街道迎春社区幸福弄）人。姚夔乡试、会试皆第一；为官历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他熟谙事理，选贤任能，忧国忧民；曾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尤其是任吏部尚书时“掌天下官吏选法、封勋、考课之政”，可谓位极人臣。姚夔对人有识见，对事有洞见。在土木堡事变英宗被虏后，姚夔果断地拥立景帝即位，保证了明朝政权的稳定。在景帝重病而又无后的情况下，审时度势，谋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英宗复辟后，考虑到姚夔曾拥护自己的儿子，故而依然重用他。宪宗即位后，姚夔曾侍经筵，为皇帝上课，更受恩宠。姚夔居高位而得到三个皇帝的信任，在宦海浮沉中明事理、任大事，最后还能保全自己，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姚夔谥号“文敏”，归葬桐庐金牛山。今人姚朝其撰有《天官姚夔》，整理了姚夔的著作，并对姚夔的生平及姚氏家族的情况多有论述。作为桐庐人，姚夔在其诗文集中留有颇多对故乡的书写、对家族的书写。晦冈李氏家族是桐南望族，在明初百年内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笔者仅就目前能看到的材料，对姚夔与晦冈李氏家族曾有的交集作一考证。

一、姚夔的丈母娘是晦冈李氏女

姚夔原配王夫人，事迹详见徐贯《姚文敏公夫人王氏墓志铭》，其中有“及文敏公洊历吏、礼等部侍郎、尚书，夫人常以庆贺入两宫，礼文条秩，锡赍有加……文敏公勋业闻望之名世者，夫人裨益之功居多”，虽是墓志谀祠，仍可见王夫人知书达礼、大家闺秀的品行。王夫人即王谦（1393年~1452年）与李安人（1393年~1458年）之女。姚夔有《故王处士李安人墓志铭》，对老丈人、丈母娘记载甚详：

处士姓王，讳谦，字景益，竹泉其别号也。世家桐庐之郭，始祖千四朝奉，实肇庆源。……处士生而头隆眼碧，天性聪明。少长，从乡先生李光孝读书，奇之，遂妻以女。性至孝，父母或不相欢，辄号泣劝慰。母殁，竭力以襄葬事。尤善承父意，公私事以身先之，不使干其心，故茂材甫老而安焉。……夔方总角，为弟子员，适相会于有事所，一见语所亲曰：“有女择壻久之，非此生无可与者。”时邑幕许公闻而叹曰：“君女不以与富室，现时与一寒士，人所难也，吾当为尔主盟。”明日，亟遣二耆老来，通两家之好，处士欣然纳约，而卒归之。凡五六年读书之资，悉取给焉。人或哂之，处士不为厌。比夔贵，未尝一毫假借为声色，处之澹如也。人于是服处士之知人，而且多其自守焉。安人李氏，即光孝女。光孝，晦岗世家。其父子端先生，善诗能文，尤精于地理。光孝亦博学，娶岩桥王仲保之姊而生安人。幼有女德，适处士，谨修妇道，事翁姑极孝敬，处妯娌和睦，尤能勤俭起家。纺绩至夜分，非礼未尝妄费。至于奉祭祀，设宾客，必丰必洁。济贫乏，周宗族，虽减口体之奉，弗恤。乡之妇阃称贤者，必以安人为仪范焉。处士寿五十九，卒于景泰三年三月十一日也。安人寿六十六，卒于天顺二年二月十九日也。生女某，即夔妻。男蒙，亦克家。孙男四：朴、楫、枢、柄，女一志宁。处士先十年葬于塔山之原，未有铭其墓者，今安人将启兆合葬。蒙命其子楫来京，请予并铭之。

从李安人“幼有女德，适处士，谨修妇道，事翁姑极孝敬，处妯娌和睦，尤能勤俭起家”“乡之妇阃称贤者，必以安人为仪范焉”可看出晦冈李氏家族良好的家风。李安人的父亲是晦冈李光孝，李光孝的父亲“子端先生，善诗能文，尤精于地理，光孝亦博学，娶岩桥王仲保之姊而生安人”。《桐南凤岗李氏宗谱》“文学传”：“子端公讳恭，别号呼鹤山人，行垂三，原行京三。自幼颖悟过人，五经百家诸史无不通晓，韬迹山林，隐居不仕，朝夕以诗文自娱。元宰不花儿辟召不就。洪武初，人荐其贤，不果行。庚申四月初八日，敕符复下，不得已应召，于八月十五赴御前，试毕赐酒及天鹅端砚等。授石州知州，承命之任，复以疾辞。赐归第。生平深究天文地理，好赋诗以纪时事，所著有《呼鹤山人集》，藏于家。”此子端先生系李恭，号呼鹤山人，乃李鹏飞长子、李骧长孙。

二、姚夔为晦冈李诚写《云泉庵记》以示道

道光重修《凤冈李氏宗谱》载有俞谏《云泉公传》，记载了李诚的事迹：

云泉公传（行则九，原行淳六）

云泉公讳诚，字宗德，号云泉。公自幼岐嶷，秉资灵异，天性纯孝。五岁失恃，时切哀慕至，出就外傅。嗜学好书，通今博古，谈论间则熟悉废兴存亡之由、成败利钝之故，侃侃然一杰士气概也。先年，公之大父憇牧公任铅山令，卒于京邸，未归里。迨公当舞勺之年，父云阜公以探父又卒于金陵。公闻之，呼天扑地，几不欲生。即束装携仆往京，扶二柩归焉。公以总角弱龄，不惮越山川、历险阻，两尽子职事。闻见者莫不赞叹而器重焉。第公大父为清白吏，传家本无余赀，又兼悯凶叠遭，……形影孤孑，门祚之衰微可知也。而公安命守分，受艰辛、甘勤苦、循礼义，以教子孙，如是者数十年。天佑吉人，铢积寸累，囊槖渐以充盈。拓田、建宇、创业者，又自公始矣。饶之后，公不务居积，惟好施舍，砌道路，散衣帛，济贫穷，周乏绝，时为竭力焉。且看破世事，翻然曰：尘俗何可囿吾乐焉耳。生平雅爱云泉，遂以为号焉。随时登眺，即景徘徊，或登高而赋，或临流而咏，或流觞于溪畔，或鼓桐于月下，携童散步，曳杖闲行，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望之者佥以为飘飘乎而欲仙也。公享寿七十有六，元配徐孺人早卒，继娶孺人朱氏，生子二人，续娶孺人范氏，又生子一人。大明宏治十七年岁次甲子春正月中浣之吉，姻晚生俞谏顿首拜撰。

李诚在十三岁时赴南京，扶祖父、父亲灵柩运回晦冈，不单可看出孝心可嘉，其能力也可见一斑。拓田、建宇、创业，李诚家业自此饶裕，之后看破世事后悠游林泉，旁人视他如仙人。考李诚即憇牧公李远之孙。李远乃李鹏举次子、李骧第四孙。姚夔《云泉庵记》如下：

云泉处士，姓李，字宗德，桐之晦冈人也。性颖敏，好读书，诸子、史、百家言，靡不博览旁究。每对客谈，自秦汉以来上下古今数千年治乱兴亡得失，历计缕数，终日不能休。暇则静坐一室，焚博山、理焦桐、操古调数曲，澹如也。或遇风晨月夕，兴到无所于事，命家僮具肴蔌，引觞独酌，歌李杜长短句。渢渢乎声激林木，超然如身在尘外，而不知有世事。其视富贵利禄，藐若镏芥矣，奚足以动其心哉。尝见树杪之云，悠扬往来，涧底之泉，周流无滞，怃然叹曰：“是何所为而然哉？吾心殆与之共。”因自号曰云泉。揭诸庵抵书南宫，俾予有以发其义。予方沉醒宦途，百务缠其躯，万虑婴其怀，尘襟俗态，迷不自省，顾惟云泉如在穹壤外，安能味厥旨趣，而宣其义哉。噫唏！山林之乐，予素志也，安得不一言乎。且触石而起，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非云乎，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进，放乎四海，非泉乎。夫云上于天需而为雨，万物赖以发生；泉出山下出而为泽，百卉资其沾润。云与泉，厥功不既大矣乎！处士盖将有得于是否乎！夫行义达道，乃云泉之功用，而隐居求志，则云泉之性情焉。嗟夫！岭上多白云，陶隐居所以自怡悦也。泉涓涓而始流，陶彭泽所以归去来也。然则云泉雅为处土，所尚崇德，抑亦有味于古人之旨趣乎。虽然，云流行于天，泉流行于地，各适其适，无所为而然也，一旦宗德适相值而契焉，会于一心，彻上下而无间，当夫云影徘徊、鉴光澄澈，仰观俯察，流动充满，莫非至理所存，而道体之有在也。举斯以修身，则私欲消而泰宇净，举斯以齐家，则伦序肃而闺范融。由是以达于乡、于邦，安所往而不得其道哉，于乎孰谓云泉止于耳目之玩乎哉！非知道者不可以语此。是为记。

李诚建云泉庵，姚夔应他之请写了《云泉庵记》，既写了李诚早期的济世之心，“行义达道，乃云泉之功用”，也写了他后来“隐居求志，则云泉之性情焉”，这与俞谏《云泉公传》的李诚形象是一致的。姚夔最后阐发了“孰谓云泉止于耳目之玩乎”，是“至理所存，而道体之有在也”，可以修身、齐家，以至于“达于乡、于邦”，体现出宋明理学的致思方向。

三、姚夔与李诚之子李靖是“文章知己”

道光重修《凤冈李氏宗谱》载有姚夔次子姚玺给李靖写的《酌泉公传》：

酌泉公传（行箕四十七，原行沂十七）

余同邑酌泉公居江之南，地名凤冈。公秉性正直，制行孝友。读书过目不忘，早年已胸罗二酉，以能文著。家严文敏公与公相契最厚，彼此一苇往来，称为文章知己，及文敏公襄政于朝，每憾不得与公时握手也。而公嗜学不倦，挥毫立就，敏比七步。文敏公时思荐举之，谓：“具此抱负，显之王国，足为凤池玉堂光。”奈公志乐山林，情深泉石，虽食饩于庠而坚意不欲仕，其高风固出尘俗外焉。及家严文敏公归林之日，时与公游，情甚款洽。客有谓曰：“何待彼如是之敬也？”文敏公曰：“吾友腹笥甚富，非固陋寡闻者比也。吾何敢忽焉！”公既通书史，兼有勇力。适于夕阳欲下之时，闻有虎踞村东溪岸，公即跃然而赴，徒手搏之。左右莫不惊怖，公独从容而自若。此在儒林中殆亦一奇事也。公讳靖，字景略，酌泉子其号也。享寿七十二而终。缘知之素深，谨摭其略以为之传。时大明正德十六年岁次辛巳菊月上浣之吉，年家眷晚生姚玺拜撰。

姚夔为李诚写《云泉庵记》，而作为李诚的儿子李靖又曾“食饩于庠”，李靖与姚夔相识、相知则不无可能。姚玺为李靖写传，虽传的一些内容值得推敲，但就写传本身其真实性还是比较高的。“家严文敏公与公相契最厚，彼此一苇往来，称为文章知己”，或是姚夔早年做官前与李靖的交往情况。1446年，姚夔母亲申屠氏过世，姚夔扶柩南归，后守孝三年。这段时间姚夔留在桐庐，两人或有交游。有意思的是，李靖不单以能文著称，文章里写到了他徒手搏虎之事，可谓文武双全。李氏家谱里记载了李诚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为云壑公李彧，次子即为酌泉公李靖。

综上，梳理姚夔与晦冈李氏家族的交集，从姚夔的方面来讲，能对姚夔的生平有更全面的认识，对若干文章尤其是《故王处士李安人墓志铭》《云泉庵记》等提供更多的人物生平史料，将促进对这些文章的理解；而对晦冈李氏家族而言，元末明初时人文鼎盛，而到入明近百年后其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尚需从其他维度加以考察，姚夔或许就是最好的尺子。李骧、李鹏飞、李恭、李光孝、李安人，这是一条线；李骧、李鹏举、李远、李诚、李靖，这是另一条线。对与姚夔有交集的晦冈李氏族人相关生平事迹的了解，这将丰富我们对这一家族从元至明中期百余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纵向认识；以家族为个案，或也将为元明时期桐江南岸经济开发、文化传承、人口迁徙、社会发展等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