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利荣

钱塘江尽到桐庐， 水碧山青画不如。

——唐·韦庄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百八十九年。

唐朝由唐高祖李渊建立，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通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唐朝幅员辽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唐朝时的桐庐，已经繁华初显。唐诗里的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

大唐大事多

大唐盛世，留下关于桐庐的史料就明显多于此前各朝各代。进入唐朝，桐庐大事显著增多。

唐朝之前的隋朝，有两件关于桐庐的大事也值得一记：

第一件，“开皇九年（589年）钱唐废郡为县，省桐庐入钱唐县。”

第二件，“仁寿二年（602年）复置桐庐县，属睦州，设县治于江西岸（今俞赵至沙湾里一带）”。

《桐庐县志》中辑录的唐朝大事记，就更丰富更完备。

唐武德四年（621年）

于桐庐置严州，州、县治同设一城。同时，析桐庐县西北7个乡置分水县，属严州，县治设今分水镇。

武德七年（624年）

废严州，省分水县入桐庐县，属东睦州。

贞观元年（627年）

孙通中进士，为桐庐县有进士之始。至清末废科举制度，桐庐县中文进士64名、武进士2名。

贞观二十年（646年）

桐庐县治移至桐庐乡（今旧县乡）。（注：现为旧县街道）

永徽四年（653年）

十一月，陈硕真农民起义军将领章叔胤率军攻克桐庐。

如意元年（692年）

复析原分水县区划置县，县名武盛，705年仍名分水。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

桐庐县治迁移至江口（今桐庐镇）。（注：现为桐君街道）

宝应元年（762年）

析分水县西部地置昭德县，县治设今合村，771年省入分水县。

元和十五年（820年）

施肩吾、徐凝中进士，为分水县有进士之始。至清末废科举制度止，分水县中文进士36名、武进士6名。

长庆四年（824年）

七月，大雨，桐、分两县洪水泛滥，漂城郭庐舍。

乾符六年（879年）

冬，黄巢率众20万出江西攻衢、杭二州，翌年又自宣、歙发兵攻取睦州、婺州，县中震动。

光化三年（900年）

桐庐县改属杭州，978年还属睦州。

以上唐朝时桐庐大事记，除一条与自然灾害相关外，其他都是人文类的，其中关于在桐庐设置严州和县治变迁的记载尤为重要。

从中我们也明确知晓了分水与桐庐的深厚渊源。分水自692年再次置县，历时千余年，至1958年并入桐庐至今。在分分合合中演绎着桐庐历史的悠悠岁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武德四年（621年）在桐庐置严州时，刺史就是桐庐人范孝礼。《万历严州府志》“卷之九”“秩官志”载：

唐·武德年：

方亮 雉山人，四年杜伏威命王雄诞平歙，复睦州，用亮为刺史。

范孝礼 桐庐人，四年既平歙，乃析桐庐县置严州，王雄诞荐孝礼为刺史。

查《万历严州府志》“卷之十三”“人物志一”也有相关记载：“范孝礼，桐庐人。武德四年既平汪华。杜伏威入朝，乃析桐庐县置睦州，以县之北境为分水县，并建德隶焉。王雄诞荐孝礼为睦州刺史。（《唐书》）”只是其中睦州系严州之误。其时睦州州治在今淳安县境内，区域包括今安徽省歙县一带。而建德那时却曾隶属于州治设在桐庐的严州。

当然好景不长，三年之后即“废严州”。此后，从东睦州、睦州到严州，州治自雉山移至梅城，延续千年。无论如何，桐庐设严州这段短暂历史，是桐庐人文史上的大事要事。

唐朝遗存

桐庐县目前留存的74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年代与唐代相关的就有5处，分别是位于莪山畲族乡龙峰民族村双井坞自然村的双眼井，位于分水镇武盛行政村武盛街15号分水高级中学内的施肩吾读书处碑，位于瑶琳镇东琳行政村杨家门自然村的垂云洞石刻。另两处位于桐君山上的碑墙和摩崖石刻，则是起始于唐朝的文物群英会。

登桐君山，进仙庐古迹圆洞门，左侧是一面碑墙，其中一方横碑特别醒目。碑上双钩镌刻“紫竹林”三个楷书大字，两侧是“贞观八年”和“圆通发立”八个小字。这块石碑是早些年圆通寺恢复修建时挖掘出来重见天日的，说明它可能还是唐朝时圆通寺的遗存。县文馆办（博物馆）负责将其移置桐君山保存保护。

此碑告诉我们刻制时间是贞观八年（634年）。贞观是唐太宗年号，其间出现“贞观之治”局面，为大唐强盛奠定了基础。贞观八年正是唐朝开始兴盛之际，桐庐境内兴建寺院顺理成章。

相传“紫竹林”为西周时期观音菩萨成道之处，是民间信仰观音文化的重要寺院。可见紫竹林的历史非常悠久。

在圆通寺旧址发现的这块石碑，证明桐庐圆通禅寺应该始建于唐贞观八年，只是当初的名字叫“紫竹林”，是供奉观世音菩萨的寺庙。

关于圆通寺建立时间和名称变化，民国《桐庐县志》载：“圆通寺在县西三里舞象山麓。唐会昌中建，名圣德，又名潮音，宋大中祥符七年，赐今额。”

会昌年间（840年～846年）比贞观八年要晚二百多年。这一记载显然把圆通寺的建立时间大大推迟了。或许是因为贞观年间修紫竹林时没有文字记载留下。

唐朝贞观八年修建的“紫竹林”，到会昌年间扩建为“圣德寺”（又名“潮音寺”），再到北宋大中祥符七年朝廷赐额“圆通禅寺”，由此奠定了此观音道场的特殊地位。

按始建年代推算，它比西藏布达拉宫（641年）、浙江普陀山（834年）和云南圆通禅寺（1301年）分别早7年、213年和667年。因此，桐庐圆通禅寺是中国四大观音道场中最早的观音道场，在佛教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这块石碑上的“圆通发立”四字也证明了这一点。“圆通”代表佛教修持中最高的境界。《楞严经》上说：“阿难即大众，蒙佛开始，慧觉圆通，得无疑惑。”“圆通”即“圆满”“通达”。意即，阿难与众信徒在释迦牟尼佛的开导下已经真正领悟了佛法的真谛。在佛教中“圆通”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观音的别号。圆通是“大智圆通”的简称，是观音本具的智慧，所以供奉在大圆通殿内的观音菩萨有称为“圆通大王”。“圆通发立”意为紫竹林由观音菩萨发愿建立。

这或许也是到宋代朝廷赐名“圆通”的原由。这也确立了桐庐圆通禅寺作为观音道场的特殊地位。

由此看来，刻于贞观八年（634年），距今已有1380多年历史的这块石碑，在我国佛教史上都有实证价值，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千百年来，圆通寺屡建屡毁。如今于2005年正式开光开放的圆通寺，是当今桐庐境内最大也最知名的寺院。尽管与唐时比肯定面目全非，但它无疑是与唐朝有深厚渊源的佛教场所。

桐君山上最早的几方摩崖石刻，也留自于唐代。这几方摩崖石刻均位于桐君山东麓临水崖壁上。其中一幅篆书石刻，尤其珍贵，内容为：

殿中侍御史崔 ，桐庐县令独孤勉，尉李税，前尉崔泌，崔浚、崔溆、崔沅，大历八年九月廿二日记。崔浚篆。

据《唐六典》记载：在唐朝，“殿中侍御史官等为从七品上。”它隶属御史台殿院。从唐开元年间之后，殿中侍御史参与司法审判工作。相当于今国家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这样的人物来到桐庐，县令亲自作陪应该理所当然。

大历八年即公元773年，已属中唐时期。这段文字令我遐想，一千二百五十年前的秋意正浓时节，桐庐县令独孤勉（独孤乃复姓）携县尉李税，陪同“殿中侍御史”崔 游桐君山，另有四位崔姓兄弟泌、浚、溆、沅同游，其中崔泌还是桐庐县前县尉。他们四人或许是崔姓侍御史的亲戚，或者至少是同宗同源之人。贵客来临，独孤县长自然不亦乐乎，正好同游者处士崔浚擅长书法，便请他提笔作记，刻石永志。

这次记游一月之后，独孤县令再次陪客人游桐君山，又刻石题名于此：

桐庐县令独孤勉，前左金吾兵曹薛造，处士崔浚、崔溆，桐庐县尉程济。大历八年十月廿四日题。

看来，那时的桐庐，来客还真不少。并且县令独孤勉，又十分好客。千年一瞬，岁月悠悠，独孤勉的身躯与业绩早已化作尘埃，如今我们已难以找到关于他的更多资料，但这两段石刻却让他留名至今，让我们依稀想象他千余年前的风采。

桐君山上还有一方唐代摩崖石刻，字迹工整清晰，内容却略显单薄，似乎只是单纯的题名：

县令刘文会、主簿李青霞、进士张季昌。贞元十六年七月二日。

贞元十六年为公元800年，距今已经一千二百多年。上述三人存史资料极少。查《万历严州府志》“卷之九”“秩官志”，正好有他。桐庐县县令入志始于唐，且唐代仅二人，分别是“李思旦景龙中任”“刘文会贞元中任”。连独孤勉等众多唐代县令均未入志。可见唐朝时留存的档案资料极少。

这些唐朝留存的珍贵石刻，淹没于灌木丛生中，又处于临江石崖，人们难以一睹风采。文友吴宏伟多年寻访拓录县域内石刻碑志，编成《桐庐石刻碑志精粹》（西泠印社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一书，其中即收入上述碑刻与崖刻，“大历八年九月”这幅篆书拓片还赫然用于该书封面。

在2021年桐君山修缮过程中，这几方摩崖石刻又已复制移置于半山腰游步道旁的岩石上，让往来游客能够轻轻松松触手可摸地欣赏大唐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