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川

一

将一处处地理读成一段段历史，莫过于遗址的原始再现。它从远古到现代，从国内到国外，依靠时间的力量，向人类提供着巨大的历史价值。

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遗址，并非在单纯地反刍历史。没有遗址就看不到昨天，不被昨天的遗迹动容，就迈不好今天和明天的步伐。人生就是从祖先的脚步出发，一步一步、永无止境地去攀登高峰，而后又留下一个又一个遗址。尽管布满着民族步履的蹒跚，却创造出无数悠久的史诗，给人以激励，成为社会进化的阶梯。没有遗址的社会太空白了，失去借鉴和遵循，断了衔接与传承；没有遗址的人生是混沌的，就像祖上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一切都得白手起家。

所有的遗址都是客观存在，是世上最不受时空感应的历史遗存，也是最不被世态变故左右的固执存在，原原本本、原封不动地呈现。有些内中虽有非常复杂的成分，那也是原始的“胎盘”铸就；有些建构虽然不脱现代“藩篱”，也是人文风格造就。没有刻意的造作，没有应时的添足，没有后世的痕迹，只有沧桑，没有浓妆。带着古代的脚印，踩在这个充满形式、掩盖、虚构、假冒的环球上，担当着古代对接当代的朴素使节。

毫无疑问，每个遗址都是凝固的历史，留下了近则几十年、远到亿万年的足印，在宁静中呈现历史的脉络。所以，遗址就是历史的断面或过程，其间是物种的变迁、业态的萌生、领域的建树、战争的残酷、朝代的兴衰等等，包罗古今社会的万象。在地面上站成过往的政治、经济、文化符号，让人们去圈点。当你站在一处遗址前，就如进入一间大课堂，捧起一本历史书。这比史书记载还要原本的读物，会引领你荡回那时那地，拨去迷茫、丢掉幻想，去感悟探究，获取真知灼见。

二

没有比遗址得出的结论更为斩钉截铁、无可撼动了。

悠悠历史，茫茫世界，传说、论说纷纭，有些反复一说竟变成世界领先。就拿水稻栽培来说，原来一直沿用的是我国从印度阿萨姆传递过来的说法。1987年发掘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在第四文化层上部发现大面积的稻谷、稻秆、稻叶、谷壳和木屑、苇编构成的谷物堆积层。平均厚度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00厘米，总量达150吨之多。刚出土时稻谷外形完好，色泽金黄，少数稻谷连外壳的隆脉、稃毛及芸尖仍清晰可辨。经农史学家多次抽样鉴定，确定是人工栽培水稻，是一个类粳、类籼及中间型等各种粒型的亚洲栽培稻属杂合群体，距今七千年前。确证了我国是世界上栽培水稻最早的国家，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国际误判，给出了确切的历史定位。如果没有这类遗址的出现，没有原始的物证，就不能矫正误定的结论，会让历史失真。

不少遗址其实就是一位公正的国际裁判，把许多众口一词的既定之事，以铁的事实，拨乱反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距今大约180万年，20世纪60年代出土了一批烧骨材料，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发现有如此古老的烧骨，给人类最早的用火提供了证据，原先的世界版本自然偃旗息鼓。还有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发掘出16件最早吹奏乐器——贾湖骨笛，成为我国音乐文化有九千年文明史的直接有力佐证。它用鹤类长肢骨管制成，磨制精细，有七孔。在第六至第七孔间有一小孔，经测音可发两变音，应为调整第七孔发音而钻的调音孔，足见先民不可思议的创造力。有两件形制相似的骨笛，经测音研究，它们是一雌一雄，印证了我国自古雌雄笛的传统。这种竖吹的骨笛，也是后世竖笛或洞箫类乐器的祖型。经试奏，发音准确，音色明亮、古朴，多数音域可达两个八度以上，并且音域内半音阶齐全。当时人们用此笛吹奏出有节奏的音符，以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神灵的尊敬。现代音乐家使用此笛，仍能吹奏五声阶的曲子《小白菜》，并可吹奏六声阶的乐音。是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至今尚可演奏的古色古香乐器。

遗址藏着神秘，呈现神奇。鉴于此，它出土的文物往往是开风气之先，史无前例的，把某种发明开创的历史前置；它的出土文物往往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把某种文明空白的缺憾填补。无可置疑地澄清历史长河中的是是非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

一个个遗址，就是一块块古代肌体，让我们摸着其中跳动的脉搏，不断校正过往的误差，填补历史的空白，把文明时代向前推移。良渚已发现的119处遗址，是一个带有古国形态的大遗址，内中明显看到中心、次中心、普通聚落这种级差式聚落结构。包括约30万平方米的宫城、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以及十数座高、低水坝大型护城工程。仅制作大量精美玉、漆、象牙、陶器等专业艺人的数量也很庞大，而生产供养城池稻米的村落不计其数，人口达百万之众。城乡分野明晰，统一程度俨然。这样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我们看到了五千年前良渚呈现的国家景象。古代历史的走向一旦考实了，国人认祖认宗也就找到了合适的定位，得到准确的答案。这种中国新石器时代特定的社会形态，是早期我国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巨大凸现，也影响带动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一个文明化的时期。尤其是其进入晚期以后，晋南的陶寺遗址中出现的琮、壁、钺、V字形厨刀等玉、石器，都有明显的良渚文化因素；近300万平方米的城址，规模之大是中原首见，应是受良渚筑城理念的渗透。还有芮城清凉寺墓地、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等地出现的大量精美玉、石器，也是深受良渚的影响和启发，让黄河流域人群找到一种精妙的高等级社会身份标志物，为自身的粗犷平添了温润之气。

与体现文明进程一样，对于朝代兴衰荣辱的再现，遗址同样是一个“现身说法”的见证者。如对大唐盛世的了解，过去只从史书诗词中获取，但文字得来的东西总是概念化的，百闻不如一见。走进西安大明宫遗址，一座宫殿就诠释了大唐的繁荣昌盛，释放出泱泱帝国的大度气魄。中轴线上南起第一座殿宇含元殿，殿堂坐于三重高台之上，东西长77米、南北宽43米。东西两侧有翔鸾、栖凤两阁和供大臣登殿的龙尾道。殿阁之间飞廊相接，两阁之下南北排列东西朝堂，肺石和登闻鼓、钟鼓楼、左右金吾杖院。王维有诗赞含元殿的恢宏气势和大朝会场面：“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殿前至丹凤门间有广场和专供皇帝出入宫城的御道。丹凤门发掘时实测：门阙墩台东西总长74.5米、南北宽33米，开五孔门道，门道宽8.5米。东西为顺城街，直南为长安城南北长1500米、宽176米的丹凤大街，与大雁塔遥相呼应。宫内殿、门、台、院无数。仅一座麟德殿就坐落在一万多平方米的大台上，面积达五千多平方米，用了192根柱子，前、中、后三殿串联布局。唐代宗曾在此一次就欢宴神策军3500余人。

中国是个苦难的民族，尤其是近代，受到外强侵略颇多，丧失主权，留下种种悲剧。典型之一就是清王朝精心构筑的圆明园，现在只留下断梁残柱、伤痕累累的一堆废墟。站在遗址前，那疯狂抢杀、熊熊大火、国宝扫尽的场景，还历历在目。遗址不必羞愧，也无须遮掩，大清朝早已灰飞烟灭，但民族的悲愤、历史的感悟犹在。前车之鉴，给我们以警示，只有自强崛起，才对得起这遗址给予的烙印。

四

我们没有古罗马公元72年就开建的竞技场、至今仍雄伟高大地挺立在地面上的建筑遗址，原因是我们的建筑自古以来土木结构为主，经不住岁月的侵蚀风化，在地面存在不长久。只有被埋于地下，或许会有遗存，就像河姆渡遗址挖出了大量的地梁、木桩、地板、立柱、架梁、敷椽、盖顶等干栏式建筑，才获得了中国采用榫卯技术构筑木结构房屋的实例。因此，考古发掘是获得遗址的主要手段，只有把历史事实面貌从蒙尘中一点一点剥离出来，才能还原历史标本。可见地下埋没了太多的遗址，隐藏着丰富的神秘，有待后人不断去发掘，方能光大祖宗的建树伟业，升华先人的发明创造。

然而，随着时代的推进，出土的久远遗址已不能满足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文明的视野在扩展，遗址的范畴也在拓宽。

推翻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创举，为此而奋斗的史诗留下了许多遗址。尤其中国共产党领导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而留下的革命遗址，更是数不胜数，如上海党的一大会议、遵义会议、平型关大捷、三大战役等遗址。这些数不清的革命遗址，不仅闪耀着革命历史的光辉，也向后人传递着英勇的革命精神，要求我们不忘初心，继承先志，克难攻坚，在新时代开创新的辉煌。随着社会分工趋细，新兴领域频现，在政治、思想、军事、经济、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涌现了一大批建功立业者，成为改变国家命运的领军人物。这些伟人、巨擘、大家、大师，开风气之先，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和流派，引领社会开辟新天地，带来新一轮的文明进步，立下了一座座里程碑。能触目敬仰他们精神风貌的实体，便是他们身后留下的故居。人文故居已在中国大地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成为遗址的一部分，使遗址出现年轻化。如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中国旦角创艺立派第一人梅兰芳、中国地质力学创立者李四光、中国原子弹之父钱学森、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等等一大群故居，正成为国人陶冶思想情操、壮志报国的精神家园。保护和开放这些遗址，名人的效应就源远流长。

遗址，是历史的结晶。

封存在地下的久远遗址，不被岁月侵蚀风化，一旦重见天日，就原始再现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经典；涌现于地面的近代遗址，经过岁月的陶冶洗礼，一旦弘扬广大，就广泛拓展了新时代的精神风貌。遗址，是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一大境地，让我们携着遗址走向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