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苗珍

“讲孝道、尊孝义”是我祖先流传下来的家风。我从小就受到这方面耳濡目染的影响，接受长辈们的言传身教。所以，讲孝心的家风从小就扎根在我心中。

我刚出生时集父母的宠爱于一身，但后来有了弟弟妹妹，妈妈就教育我：“你是家中老大，要学做家务，要照顾好弟弟妹妹。要遵循家风讲孝义，做弟弟妹妹的榜样。”

1984年，才48岁的妈妈中风失语，半身不遂，照顾妈妈成了我的首要义务。在杭州治疗三个月，妈妈的病情虽有好转，却难以根除顽疾。医生建议回家吃药，慢慢恢复。给妈妈洗澡和喂饭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碗饭要喂一个多小时，冬天将饭碗放在一个有开水的大碗中。每口饭都要喂得十分小心，唯恐呛到气管里。妈妈吞咽困难，经常难以控制地将饭渣喷我一身一脸。洗澡则更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一只手抱着妈妈，一只手洗浴，妈妈洗干净了，心情舒畅了，而我则是大汗淋漓。

因丈夫在部队工作，我结婚五年后才怀孕，有着身孕的我依然坚守孝义，做着老大应承担的义务，一如既往地全心全意照顾妈妈。妈妈生病两年，西药、中药、针灸等治疗手段几乎用尽，我们一直没放弃治疗，仍然无效。有人介绍，建德一乡镇医院的医生治好过类似妈妈的这种病，全家人仿佛又见曙光，商量谁去护理妈妈。爸爸身患两种慢性病，妈妈目光殷切地注视着我。妈妈失语后，我善解母意，看她的眼神、表情和手势基本能猜准她的想法。他乡异地，有我在才放心啊。我毫不犹豫主动要求陪同妈妈前去治疗，盼望妈妈早日根除顽病，解除痛苦。

到了那家极其简陋的乡下医院，被告知没有病房，我们只得租住附近农民的房子。生活用水要到村口深井去打来，我第一次接触并学会了打井水，生活非常艰苦。陪妈妈在那里治疗十几天，我突然下身大出血，被医生诊断为“先兆流产。”我马上打电话让农村表妹来照顾我们。我需要保胎治疗，暂时不能乘车，待胎儿稳定，我迫不及待地回到桐庐。下车时，那双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眼睛愤然注视着我。回到厂区宿舍，丈夫劈头盖脸地对我就是一顿怒吼，大发雷霆。去建德我没写信告诉他，他寄给我的信，我没机会阅读也就无法回信。他通过电话得知我去建德，立刻赶到桐庐。我坦诚地告诉丈夫，我是老大，也是榜样，一个有孝心的人会热爱家庭，爱丈夫，爱孩子。

我回到单位上班，交上事假、病假条，有许多同事来办公室看望我。有个年轻的同事悄悄问我：“宝宝还在吧？”我向她解释什么叫“先兆流产。”得知我们母子平安，众人欣喜。分管厂长问我：“你是家中独子？没有兄弟姐妹吗？”同事们抢着替我回答。那位厂长说我是中国的阿信，当时日本电视剧《阿信》正在热播中，讲述的是一位吃苦耐劳的女性故事。因我迟迟怀孕，又是军属，厂领导和同事给予我众多的关怀，在此特别鸣谢。

后来，弟弟妹妹相继离开桐庐，带着梦想到大城市去奋斗。我一直坚守在父母身边，让父母身有所靠，心有所依。随着年纪渐老，父母旧病未除又添新病，经常住院。平时请保姆，住院则由我亲自护理。有次妈妈做子宫肌瘤切除手术，妈妈不让通知远方的弟妹，他们在外十分艰难，怕影响他们的工作，来回路上开销大。别的病人陪护是三班倒，因妈妈失语，我坚持24小时亲自陪伴。爸爸看着日渐消瘦、疲惫不堪的我，心痛极了，将情况告之妹妹。

我在病房接到妹妹的电话：“姐姐，你在哪里？”见妈妈在摆手，我就回答在家里。妹妹说爸爸已经给他打过电话，我只得如实相告。手术中，医生将妈妈的子宫切除后拿给我看时，心中颤栗。这就是我生命最早居住的宫殿，妈妈就是从这里给予我生命，我又能给予妈妈身体和精神上的什么护佑呢？爱人将手术台上的妈妈抱到病床上，妈妈看上去就像婴儿般的瘦弱无助。在病房里，我给妈妈喂饭喂药，擦身按摩，端屎端尿。晚上怕自己睡得太沉，感觉不到妈妈的需求，便把长柄雨伞放在妈妈身边，让失语的妈妈用伞柄敲醒我。

妈妈卧床期间，冬春秋季节，我经常推轮椅陪妈妈去江边转转，晒晒太阳。一次，我将妈妈扶起，坐在床上，将她双臂搭在我的双肩上。我用尽全力想把妈妈抱到轮椅上，力不从心的我突然和妈妈一起摔倒在地上。幸好妈妈在上我在下，有惊无险，我将妈妈轻轻放在地上，叫来邻居帮忙，才把妈妈抱上轮椅。从那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也年老体弱，已是迟暮之人。在爸爸妈妈最后的日子里，我和保姆每人12小时轮流照顾他们，竭尽全力减少他们的痛苦，同时断不敢累病自己。

妈妈中风27年，驾鹤西去，亲友夸赞我是一位孝顺女儿，其实我所做的这一切也是为我自己。当父母离我而去，当我老了以后，我问心无愧，心也就安了。尊老敬老仁之本，和谐社会孝当先。因为我是老大，理应做出榜样，成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