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明

说起“骆宾王”，人们大多比较了解，他是唐朝大臣、著名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其少年时期的诗作《咏鹅》脍炙人口、老幼皆知。但是，如果说起“方宾王”，人们就不那么了解了。其实，方宾王，名谊，出身桐庐白云源方氏望族，是晚唐著名诗人方干的第十二世裔孙，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诗人朱熹的嫡传弟子。其祖父方元修，曾任浚州通判，以文学驰名；父亲方滋，曾任秀州知州（秀州，包括旧嘉兴府与旧松江府，下辖嘉兴、海盐、华亭、崇德四县），后来徙居嘉兴北门。所以，嘉兴地区的地方志《嘉禾志》将方宾王（谊）列为嘉兴人，朱熹在给周南仲的信中也说方宾王家在嘉禾（嘉兴旧称）。

说到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朱熹与方谊之父方滋的关系。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的朱熹荣登进士第。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五月，朱熹赴任福建泉州同安县主簿（任命早已下达），途经福州，然后经莆田往同安，于七月抵任。此时的朱熹已经树立了儒家思想的坚定信念。第二年七月，方滋赴任福州知州。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正月，朱熹因公务来到福州，特地拜见他的好友方滋，并通过方滋为同安县学募集了一批藏书。后来，方滋调任秀州知州，朱熹在杭州设堂讲学传道，两人的往来就更频繁了。据陆游的《入蜀记》记载，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路过嘉兴，曾与朱熹一道在方滋家里吃晚饭，可见关系非同一般，方滋就把三子方谊送到朱熹门下受教。

方谊，字宾王，南宋严州桐庐人，寓居嘉禾，问学于朱熹，朱熹谓其所来书信“说得道理，尽有归著”。在《朱子文集》中，朱熹与方谊的来往信件收有十五通之多，而辅广（字汉卿，号潜庵，崇德人，南宋官员、学者）只有八通，可见朱熹和方谊两人之间交游之深。朱熹很喜欢方谊（朱熹多称其“方宾王”）这个学生，称赞他“近日所见朋友讲习，未有能及此者”。方谊家有“希贤斋”匾额一块，据《嘉禾志》记载，此为朱熹亲笔所题，这是嘉兴地区唯一可信的朱子题匾。既然方谊家有朱熹的亲笔题匾，可见朱熹与方家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往来。

说到朱熹与方谊的师生信件往来有十五通之多，实在令人叹服不已。在宋代，私人书信的传递方式大体可分为利用官府途径传递与通过民间途径传递两大类。前者包括附驿（即通过递铺等传送私人信札）和利用州兵等“公人”传递，而后者又大致可分为专人送递、托人转交两种方式。按着当时的交通条件，车船和马匹的速度限制，加上朱熹经常到各地讲学、交游住无定所，要传递一封信札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有，朱熹一生任官时间颇短，即所谓“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古代官吏三年一考绩，九考则为二十七年），立朝才四十日”（见《宋史·朱熹传》），故其居家时无权调用“公人”为其传递私书。不过，这并非表明居家的朱熹就无法利用递铺为其传递私书。朱熹借用官府递卒、州兵等传递私书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有其现任官之朋友门人令递卒传送私书给他时，朱熹随即回信并交托该递卒捎回；二是本地州县官府命递卒传递文书入京或至某地时，朱熹顺便将其私书交托传送。同时，朱熹还利用亲属、朋友转交传递信件。例如，婺州（金华古称）地处临安（杭州古称）去江西、湖南等地的官道上，且朱熹长子朱塾娶婺州潘氏女，时常居住于婺州，此外好友吕祖俭（字子约，号大愚）也为婺州人，故朱熹在《答方宾王》中就指示方谊“有书只托吕子和发书至婺女（指其儿媳，下同），彼中时有便也”；另一书中言称“前书所喻，思索皆甚精密，不敢草草奉报。尝徧以示诸来学者，使各以意条析之。近方略为刊订，欲因婺女便人转以寄呈”。

方谊与朱熹书信往来，交流研究的学问范围甚广。现根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方旭东教授的研究，兹列举一二，与读者分享。

在《朱子文集》中有这样一段话：“方君所云，天地万物以性而有。性字盖指天地万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谓太极者，何不可之有？天地虽大，要是有形之物，其与人物之生，虽有先后，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则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见《朱子文集》卷五二《答汪长孺》第一书）很显然，这是朱熹对方谊哲学观点的评述和肯定。文中“方君”即方谊，老师如此称呼学生，可见朱熹对方谊的器重和尊重。

方旭东教授指出：朱熹这封写于绍熙元年庚戌（1190年）的书信，其中引用的方君观点，正是同年方宾王与他通信的内容，朱熹在《答方宾王》第三书中作了摘录，其详如下：“性者，道之形体”，因记先生诲而思之，姑以所见布禀。《知言》云：“性立天下之有。”盖万物之所以有者，以是而已。苟无是，则气化将断绝、生物有穷终矣。故曰阴阳之根柢、造化之枢纽，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而道之体也。然前贤之论性，未尝一及于此，而必以人物禀受动静而言者，盖性不能舍物而自立。舍物而论性，则性盖不可得而名，如“乾坤毁则无以见易矣”。道也者，言天之自然也；性也者，言天之赋予万物、万物禀而受之者也。虽禀而受之于天，然与天之所以为天者初无余欠。然则，性与天道非二体也，语其分则当然尔。道体无为也，人心则有动焉，而万事万物、人伦物理感通变化之机莫不备具，而仁义礼智所以立人极也。譬之人有是身，头、目、手、足各有攸职而不相乱，而身之用乃全。“性即理也”，而继之以康节之语，妄意恐出于此，未知是否？义愈精则言愈难，矧以浅陋，恐不足以发其蕴，乞赐详诲。

方旭东教授之所以不嫌烦琐具引原文，是想完整地呈现朱熹与方谊往复讨论的问题究竟为何，跟《易》和《太极图说》是否有关，方谊是否提到了太极？由上可知，方谊来信主要是讨论“性”的问题，从文中“‘性即理也’，而继之以康节之语”云云可推，此问似与《语类》卷四所记一条论“性”语录有关。显然，方谊并不是询问《易》和《太极图说》，也没有提到“太极”字样。结合朱熹《答方宾王》第三书，不难推知，《答汪长孺》第一书所云“方君云天地万物以性而有”，是朱熹对方谊来信如下一段话的概括：“《知言》云‘性立天下之有。’盖万物之所以有者，以是而已。”其中，“万物之所以有者，以是而已”，承上句而来，“是”字指“性”，整句话的意思是“万物以性而有”。朱熹将其转述为“天地万物以性而有”，这是很好理解的。朱子为方谊“天地万物以性而有”的观点辩护，理由是“性字盖指天地万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谓太极者”，言下之意，既然“性”指天地万物之理，“性”乃“太极”，那么，说“天地万物以性而有”，就没什么不妥了。

方谊曾致书朱熹云：“……近来学者多说万理具于心，苟识得心，则于天下之事无不得其当，而指致知之说为非，其意大率谓求理于事物，则是外物。谊窃谓知者，心之所觉，吾之所固有，盖太极无所不该，而天下未尝有心外之物也。惟其汨于物欲、乱于气习，故其知乃始蔽而不明。而敬以持之、思以通之者，亦曰开其蔽以复其本心之知耳。程子（对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尊称）曰‘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者，岂皆穷之于外哉？‘在物为理，处物为义’，所以处之者欲穷其当，则固在我矣。……”朱熹批曰：“所论近世识心之弊，则深中其失。……”（见《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答方宾王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朱子全书》第2656～2657页）在《答方宾王四》中，朱熹又言：“所示诸说皆详密，足见用功之深。其论‘天下无心外之物’一条尤善。”（见同书第2661页）在《答周南仲书》中，朱熹还有云：“方宾王每书来，说得道理，仅有归着，知与游从，可谓得友。恐今已归嘉禾也。”（见《朱子文集》）由此足见，朱熹对方谊的见解是充分肯定的。

方谊为人处世、诚实守信，求学问道、循规蹈矩，锐意进取、希圣希贤，深受朱熹的赏识和器重。“循涂守辙”（亦作“循途守辙”）这一汉语成语，意思是遵守规矩，就出自朱熹《答方宾王书》。令人欣慰的是，方谊的哲学观点“天下无心外之物”在三百多年后的明朝竟成了著名哲学家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