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桐庐 |
http://www.tlnews.com.cn/2021年02月18日 08:54:51 |
■ 王天忠 几位老友相聚,在聊到桐庐历史文化时,曾探讨过桐庐“夜文化”,即“夜归”“夜宿”“夜泊”“夜探”等。“夜文化”无疑是桐庐历史文化星空中璀璨的明珠,在漫漫1800多年的桐庐历史文化长河中,那些寂静的夜里,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让我们沿着时空的脉络,去感受桐庐的博大精深的人文。 谢客夜发 谢灵运。原名谢公义,字灵运,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小名“客”,人称谢客。 唐刘禹锡《乌衣巷》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谢家,说的就是他家。王家,就是王羲之家,两家都是名门贵族。 谢灵运是山水诗的鼻祖。据《夜航船》记载:有一次,谢灵运一边喝酒一边自夸道:“魏晋以来,天下的文学之才共有一石,其中曹子建(即曹植)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其他的人共分一斗。”那个时代,他鲜衣怒马,以偶像派的形象隆重登场。 谢灵运宦途的不畅却是桐江山水的幸事。 永初三年(422)秋赴永嘉郡途中抵桐庐后作短暂逗留,在桐庐共呤诗4首,即《富春渚》《七里濑》《初往新安至桐庐口》《夜发石关亭》。 石关亭在桐庐县东北。《嘉庆一统志》卷302云:高山,在桐庐县东北二十里,壁立巉岩,中有阆仙洞,洞口有石关。入关十步许,曲折而东,忽旷然空明。其北乃洞室也,回环二十余丈,有基坦平,可坐百人。 “随山逾千里,浮溪将十夕。鸟归息舟楫,星阑命行役。亭亭晓月映,泠泠朝露滴。”《夜发石关亭》全诗仅六句,?却溶叙事、写景、抒情于一体,是他开始把视角转向自然风光的诗作之一,他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既叙述了旅途的艰辛,描绘了凌晨旷野残月高悬、清浑映照着江面,清露莹莹、晨露一点一点往下落,给人清凉一爽的感觉;又写出了自己孤寂凄清的心境与几许羁旅愁怀。 桐庐因谢灵运诗歌的流传影响,被世人誉为“中国山水诗的摇篮”。从时间上推算,谢灵运开创的这条“中国山水诗之路”要比“浙东唐诗之路”早了三百年。 至于为什么要夜发?以他恃才傲物、我行我素的官二代性情,钟情山水,完全可以不舍昼夜。谢灵运门生、仆人众多,登山游玩,每次都带随从几百人,砍树开路,声势浩大。可坐百人的石关亭不知能否容下? 王世贞说谢诗:“至秾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则非馀子所可及也。”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开宗立派,谢自恃有才一斗,也不为过。 乐天夜雨 唐开成二年(837年),已离开杭州10年的白居易(文宗大和元年(827年)返回洛阳中央政府,历任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等职)突然空降桐庐(分水)看望老友徐凝。这位唐代大诗人和杭州老市长千里迢迢来访,立即轰动了浙西小县。 白居易是徐凝生命中重要人物。长庆二年(822),白居易50岁,主动从中书舍人转任杭州刺史。白居易酷爱牡丹,此时正逢僧人惠澄将牡丹花从京师移植到杭州开元寺。徐凝在开元寺题下“含芳只待舍人来”,如愿以偿地见遇白居易,邀与同饮,尽醉而归。 徐凝的诗文简古,“朴略质鲁”,与诗坛大咖白居易性情相投,所以从他所遗《寄白司马》可以看出,两人的相识早在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时便已开始(司马是刺史的助手,在中唐时期多专门安置“犯罪”官员,属于变相发配)。 有这一层的人情与赏识,无怪乎当徐凝与天才的张祜同至杭州求白居易推荐时,白居易判定徐凝诗艺甚于张祜。徐凝回睦州之后,白居易也很关心他的处境。行到桐庐必有诗。白居易当着睦州老知府李幼清的面,专门为徐凝题写了《凭李睦州访徐凝山人》。 如果说白居易分水之行是访友,那他返程途经桐庐完全是旅游,大诗人受到了县令崔存度的高规格礼遇,崔县令亲自陪同白居易、李幼清一起游览了桐君山(游览桐君山是唐宋以后接待朝廷官员的保留节目)和富春江,晚上尽地主之宜设宴款待。 夜深,客船泊于古渡,诗人眺望桐君山随发思古幽情,写下这首《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江海漂漂共旅游,一樽相劝散穷愁。夜深醒后愁还在,雨滴梧桐山馆秋。” 纵观历代诗人写桐庐的诗词达几千首,然而写夜雨的却不多。该诗只以“雨滴”二字轻轻点染,就描摹出诗人悲秋之愁的神态,把诗人惆怅、怀念的感情抒写得更为深远,从而传达出诗人复杂的感情。 顺便说一下,唐朝诗人大多喜欢喝酒,李白,杜甫酒量尤盛,白居易虽然号醉吟先生,但酒量非常小,一樽,就是一杯的量,充其量半斤不到。 方干夜归 方干“身无一寸禄,名扬千万里”的境遇,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是由于出生桐庐的方干,使天下名士纷纷来桐,因此也成就了晚唐的睦州诗派。 大中年间,流寓隐居会稽鉴湖的方干,在一个春风皓月的夜晚,突然眷恋故乡,并写下这首《思江南》:昨日草枯今日青,羁人又动望乡情。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 这是方干众多表达对家乡的热爱的一首。自言“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的方干,通过对野草变绿的具像描写,借景抒情,展现出一种羁旅他乡又想念故乡的自然意境,叙述了他入夜之后做了一个归乡的美梦,梦到自己踏上回家的路,然而,行程还没有到达桐庐,天就亮了,天亮不能做梦了,不能做梦就不能回家了。一个流寓他乡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白天倒还罢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诗人通过对梦境的描写,来表达自己想回家却回不去的情感,情景合一,感人至深。诗人所没有说的比他已经说出来的要多得多。它的构思是细致而深曲的,但却又是脱口吟成、浑然无迹的。从这里,读者不难领会到方干绝句的“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的妙境。 这首七言绝句是方干律诗转折的标志,亦是晚唐睦州诗派表现归乡意识的创作之高峰。就像当年李白的诗歌不能失去浩白的月光衬托一样,方干的乡思需要一种相宜的背景滋润。 为什么要选择梦归这一表现形式呢?也许是受到李白《静夜思》诗境的影响。 范翁夜宿 范仲淹知睦州时,在桐庐留下不少的名篇,最著名的当数《潇洒桐庐郡十绝》。 实在一点讲,“潇洒桐庐郡”与“古今推富春”的意义差不多。桐庐人后来多多引用它,已类似于一个城市的广告语,可见文化与名士的作用之大。 宋仁宗景祐元年,因反对仁宗皇帝废黜郭皇后,范仲淹被贬知睦州。范翁对桐庐似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对严光和方干心向往之,他在甫任睦州时即写信给晏殊:睦州州府“百里而东,遂为浙江。渔钓相望,袅鹜交下。有严子陵之钓石,方干之隐茅”(见《与晏尚书》)。当他游览钓台之时,见“东岩绝壁,白云徐生”,听人说是“方干处士之旧隐,遂访焉。(见《留题方干处士旧居》题记) 晚唐做过睦州刺史的杜牧有诗云:“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范翁是应方干八世孙方楷(宋天圣八年进士)之请来访,面对白云村村民的盛情迎候,这位国家顶级作家非常感动,未及品茗,便要来纸笔,略做思索后欣然提笔,写下了这首《留题方干处士旧居》:“风雅先生旧隐存,子陵台下白云村。唐朝三百年冠盖,谁聚诗书到远孙。”此诗语言朴素自然,却感情逼真,范翁对隐士放弃高官厚禄、远离朝堂的精神的仰慕,也可说是在仕途受挫时,眼光的自然转向的佳作。 后因天色已晚决定夜宿白云村,当晚一夜无眠,与方楷夙夜促膝畅谈,并书赠一首《赠方秀才》,称赞干之后裔“继承祖风,诗书传家”。 范翁官居知州一级,能轻车简从,粗茶淡饭,留宿穷乡僻壤,这在奢侈靡集蔚然成风的宋代官员中是极为罕见的,足见其是一位为政清廉,体恤民情的好市长。在《桐江白云源方氏宗谱》中,明确地记载了范仲淹两次来访的史实。 范翁在钓台重建严先生祠堂时,特地绘方干画像于严祠,与严光配享。 范翁距今近千年,如今在芦茨村还有村民顺口念出他的诗句,大概称得上千古不朽了。 易安夜过 淸王士祯在《花草蒙拾》中说:“婉约以易安为宗。”易安居士就是李清照,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 据宋人周辉的笔记《清波杂志》记载,李清照年轻时酷爱出游。即使天下大雪,她也会头顶斗笠,身披蓑衣,“循城远览以寻诗”。冬天尚且如此,其他季节就可想而知了。 南渡后,李清照最大的变化,就是逐渐变得不爱游山玩水了,极少出行。《武陵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那是南渡的第八年,53岁的李清照辗转逃难到婺州(浙江金华),投靠丈夫弟弟的女婿——婺州太守,听说当地双溪“春尚好”,本想泛轻舟出游。不过,她以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便打消了念头,建炎南渡后,李清照的作品开始注重反映精神生活,对于物质生活的描述则比较少,词作不再只是清丽柔媚的闺怨离愁,而是充满了国破家亡以及离乡背井之哀。 看她51岁时写的这首《钓台》:“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该诗是绍兴四年(1134)十月从临安(今杭州)去金华途经桐江钓台所作。此时她本应借游玩严光钓台来排遣心中的忧愁,但她没有停留。 其实,宋以降,许多诗人感受到来自严光精神人格的压力,于是在过桐庐钓台上颇动了一番脑筋。一类是绕着走。宋代胡仲参在《钓台后》一诗中说:“身为功名役,因思隐者贤。只行山后路,羞过钓台前。”明代杨士奇在《归来》一诗中也说:“慌迷携鹤径,惭过钓鱼矶。”两首诗都表达了因惭愧而从小路绕过钓台的意思;另一类是选择黄昏时分过钓台,因为黄昏光线暗淡朦胧,可以遮掩羞愧。宋人陈必敬“公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明代陈良贵则在《过钓台》一诗中说:“自惭薄宦犹羁旅,舟过黄昏也赧颜。”还有一类是则是夜晚过钓台。宋代李昂英《过严子陵钓台》一诗道:“船重只因将利去,船轻又恐为名来。如今羞见先生面,夜半撑船过钓台。” 李清照这首诗通过对比道出了诗人自己挣脱不开追求名利贪图钱财的社会,同时也是不愿为追求名利贪图钱财的社会所束缚,体现出诗人洁身自好、不图名利的情操。 黄墨谷先生在《重辑李清照集》中说:“她只用28个字,却把当时临安行都、朝野人士卑怯自私的情形,描绘得淋漓尽致。” 霞客夜泊 崇祯九年(1636)九月下旬,徐霞客五十岁,“发兴西游”,浙江是他旅行途中的第一站,写下了《浙游日记》。他游览了杭州、临安等地名胜之后,十月初五、初六两天日记:“……下舟东南行十里,为分水县。县在溪之西。分水原止一水东南去,其西虽山势豁达,惟陆路八十里达于淳安。余初欲从之行,为王奴遁去,不便于陆,仍就水道,反向东南行矣。去分水东南二十里为头铺。又十里为焦山,居市颇盛。已暮,不能买米,借舟人余米而炊。舟子顺流夜桨,五十里,旧县,夜过半矣。 初六日,鸡再鸣,鼓舟,晓出浙江,已桐庐城下矣。令僮子起买米。仍附其舟,十五里至滩上。米舟百艘,皆泊而待剥,余舟遂停。亟索饭,饭毕得一舟,别附而去,时已上午。又二里过清私口,又三里,入七里笼。东北风甚利,偶假寐,已过严矶。四十里,乌石关。又十里,止于(严州府)东关之逆旅。”也就是说,初五这天徐霞客泊舟旧县,船上过夜。从上述日记中知,他到桐庐旧县时“已暮”,只能借舟人余米而炊,是否上岸观光日记未记,不好妄言。然徐霞客“至”桐庐,“泊”旧县,在船上过了一夜,千真万确。 翌晨,徐霞客随舟离开旧县,到达桐庐县城。吃完早饭,望严州而去。 达夫夜探 民国20年(1931年)暮春三月,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因被迫避难,辗转回到家乡富阳,家居的寂寞倦怠使他产生了探访桐庐钓台的愿望。 坐晚班小火轮自富阳溯江而上抵达桐庐,安排好食宿已是酉时下刻(约下午7时左右)郁达夫决定夜探桐君山,拜谒桐君,瞻仰道观,烧一次夜香。这是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淡云微月,还下着雨,达夫独自游览了桐君山。后来写下的著名游记散文《钓台的春昼》对此次夜探有详细描述:“……我上岸走不上几步,就被一块乱石绊倒,滑跌了一次。船家似乎也动了恻隐之心了,一句话也不发,跑将上来,他却突然交给了我一盒火柴。我于是感谢了一番他的盛意之后,重整步武,再摸上山去,先是必须点一枝火柴走三五步路的,但到得半山,路既就了规律,而微云堆里的半规月色,也朦胧地现出一痕银线来了,所以手里还存着的半盒火柴,就被我藏入了袋里。路是从山的西北,盘曲而上,渐走渐高,半山一到,天也开朗了一点。桐庐县市上的灯火,也星星可数了。更纵目向江心望去,富春江两岸的船上和桐溪合流口停泊着的船尾船头,也看得出一点一点的火来。走过半山,桐君观里的晚祷钟鼓,似乎还没有息尽,耳朵里仿佛听见了几丝木鱼钲钹的残声。……走上山顶,一旁便是山坡,靠山坡的一面,并且还有一道二尺来高的石墙筑在那里,大约是代替栏杆,防人倾跌下山去的用意,石墙之上,铺的是二三尺宽的青石,在这似石栏又似石凳的墙上,尽可以坐卧游息,饱看桐江和对岸的风景,就是在这里坐它一晚,也很可以。” 此文俨然进行实地考察,具有结构独特、行文曲折、修饰巧妙、语言灵活等特色。 桐君山,又名东山。坐落于富春江与分水江交汇处的小山,历代官员诗人作诗赋不少,都没有什么响声,却因郁达夫此文入选中学课本而闻名遐迩。 金萧夜袭 1948年7月7日深夜,金萧支队蒋明达支队长派张志骏、陈志先率一大队二中队和司令部突击队部分队员,在桐庐芦茨埠群众的协助下,安然横渡富春江,顺利抵达芝厦,陈志先部署张友源等队员严密监视各要道,防止敌人增援。避免腹背受敌,其他队员在机枪的掩护下,如猛虎下山,迅速冲向敌营,敌兵听见枪声不知所措,还在睡梦中的敌人被枪声惊醒,乱作一团。这次夜袭,前后仅用半个小时,就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桐庐县警察局直属芝厦分驻所,俘敌12人,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金萧支队无一人伤亡撤出战斗。 夜袭国民党桐庐县警察局直属芝厦分驻所成功,有力地震慑了国民党地方武装。从此,桐庐新合这支金萧支队革命火种愈烧愈旺,直到1949年融入人民解放军行列。5月6日,桐庐解放。 汪公夜哭 汪公,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汪曾祺先生也。 1988年5月,汪曾祺先生与作家叶至善(叶圣陶的长子)、军旅作家韩静霆来桐庐采风,随行还有《人民日报》等几位记者,住在老县城宾馆。 在桐庐,汪曾祺一行参观了尚待开发的瑶琳仙境,踏访过山下的竹林人家。第二天去参观严子陵钓台,此处因东汉严子陵隐居而得名,汪先生一路上谈古论今,兴致很高。一行人走到山顶茶园品茶,汪先生喝着新茶,说起茶事,又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他晚饭时喝了黄酒,兴味盎然。回到宾馆,应当地接待人员的要求,汪曾祺和韩静霆分别为当地留下墨宝。 怎奈兴致正浓时,传来了沈从文先生在京辞世的噩耗,汪曾祺悲痛不已,在县城宾馆房间内痛哭一夜,据传这场恸哭无论是叶至善,还是韩静霆都没能劝阻,甚至于惊动当时的县领导。 北京某报社紧急约请汪先生写一篇悼文,汪先生神色凝重,他就在宾馆的小桌子上,花了几天时间用钢笔在稿纸上写下了悼念文章《一个爱国的作家——怀念沈从文老师》,文章刊于1988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5月26日,他又作《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刊于《人民文学》上,字字泣血,怀念他的老师。 |
原标题: “夜”读桐庐 |
作者: 网络编辑:周叶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