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利荣

明崇祯九年（1636）十月初六日上午，富春江上，七里泷中，一叶小舟正逆流西行。舟中坐着年近半百的徐霞客。他于前一日在分水江上顺流而下并在旧县埠泊舟夜宿后，这天清晨进入富春江溯江而上。夹岸高山的七里泷水流湍急，素有“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之说。此刻正猛刮东北风，帆船顺风逆行，毫不费力。这一带“重重似画，曲曲如屏”，加上有名胜古迹严子陵钓台，正是饱览胜景的绝佳境地。

然而，恰在此时此处，这位一生关注名胜、探寻奇景的旅行家徐霞客，竟然打了个盹。等他醒来，已经驶离了这一段江流中最美的风景。堪称文学家的游圣徐霞客，居然在睡梦中错过了那座历代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严子陵钓台。

对于徐霞客来说，这真是一段耐人寻味的旅程。在游记中，徐霞客轻描淡写地记录：“东北风甚利，偶假寐，已过严矶。”

每读此段游记，总引发我的思考：“假寐”的含义是“不脱衣服小睡或打盹儿”。徐霞客在船上“偶假寐”，与这两个解释都相符。那么，为何徐霞客在如此重要的景点会小睡？深入探究，我以为旅途身心疲惫是原因之一。自那年九月十九日担心“老病将至，必难再迟”而告别家乡，开启浙游之旅后，连日舟车劳顿已逾半月。对于一个年近知天命而又身体欠佳的旅人而言，体质消耗不言而喻。更何况，就在此前一日，他刚刚经历了“长随夫王二已逃矣”而临时寻找挑夫的窘境，加上一路为无米之炊而劳心，又经历当日清晨在桐庐城下“令僮子起买米”，在滩上与“米舟百艘”一起“泊而待剥”的周折，身心之疲惫可想而知。当“饭毕得一舟”逆流而上“入七里泷”后，虽然并不顺水，却在顺风中舟行平稳，一下子放松心情的徐霞客偶尔打个盹，完全在情理之中。另外，由于王二临阵脱逃，徐霞客改变原由陆路去淳安的计划，换成走水路沿分水江、富春江去严州府、赴兰溪，他在行前或许对这段旅程还没来得及做好攻略。这应该也是徐霞客途经严子陵钓台时，在舟中假寐的原因之二。

除了以上两个客观原因，是否还有主观因素？毕竟徐霞客“假寐”错过的地方，是东汉古迹严子陵钓台；他错过的人物，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偶像高士严子陵。

严子陵即汉光武帝故人严光。当同窗好友刘秀君临天下，他却隐姓埋名，耕钓于富春江畔富春山麓，留下“严陵濑”等一系列人文地名。尤其是“第一流人物”范仲淹出知睦州（桐庐郡）时，首次以州府名义在钓台修建严先生祠堂并作《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盛赞“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后，“往来桐江船，必拜严子祠”。宋元及明，严子陵钓台早已不是一处简单的风景，而是历代文人的一座精神高地。许多文人墨客都追寻严子陵的足迹专程前来凭吊。大多路过者，也都会登临拜谒，赋诗言志，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证明自己的文人风骨。哪怕趁着黄昏或通宵悄悄过钓台，也是因为敬仰严子陵，怕惊扰或羞见于他。

饱读诗书的徐霞客当然知道严光的至高地位和严子陵钓台的厚重分量。在他后来的日记中，以“严陵之七里泷”作为衡量其他峡谷的标杆便是明证。可见他对钓台的风光是偏爱的，对严子陵是敬仰的。可他却在途经钓台时，“偶假寐”睡着了。这看似偶尔的假寐，值得探寻。

“昭昭严子陵，还归富春山。”李白的诗句告诉我们，严子陵是隐逸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而徐霞客则是云游四方、志在千里的行者。一隐一行，反差巨大。徐霞客即使敬仰严子陵，也未必赞同其隐居耕钓的行为。于是“假寐”过钓台，也是情有可原。正如我在《怅望在严滩的王阳明》一文中，分析王阳明即使复过钓台依然“弗及登”的主观原因：“王阳明一贯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愿望，这次即使体弱多病，他也领受‘兵革之役’，最终踏上远征之旅。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严子陵钓台，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矛盾的、复杂的。”

同理，我也可以想见，徐霞客的“假寐”，既是身心疲惫的生理反应，是无意间的，但同时似乎也是有意为之的。

对于无数将严子陵及其钓台奉若神明的文人而言，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失礼”。但对于徐霞客而言，这或许只是旅途中的一个小插曲。他的目光，永远投向前方尚未走过的路，而非身后已经错过的风景。

尽管如此，依然不排除徐霞客对严子陵的崇敬。一来他让严光垂钓之矶姓严，“严矶”一词几乎是徐霞客的首创。在此之前，唐代诗人郎士元在《送孙愿》中有“若访新安路，严陵有钓矶”的诗句。徐霞客未呼“钓矶”而称“严矶”，自然有他的考量。恰如人们使用“严滩”“严山”“严州”等名词，表达的都是对严子陵的缅怀与敬意。二来他此后在广西见到一处名为“钓台”的岩石，评价道：“江遥潭隘，何堪羡鱼。盖博不及魏叔卿之台，钓不及严子陵之矶。”可见，严子陵在他心目中，还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但崇敬不等于膜拜，欣赏未必一定要效仿。

纵览《徐霞客游记》，“假寐”只此一次，因而错过名胜古迹也只此一处；而纵观他这一生，却似乎总是在“错过”：错过功名，错过安稳，错过与家人团聚的时光。但也正是因为这些“错过”，特立独行的他才真正得到了山水之真、天地之大，得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