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即对桐庐向往，因为看过影印的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知道那里有个严子陵钓台……因此，友人约作桐庐小游，便欣然同意。”这是汪曾祺先生《严子陵钓台》一文的开头。

1988年的5月，汪曾祺先生与叶至善（叶圣陶长子）、军旅作家韩静霆到桐庐采风。当时陪同前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实习记者刘劲松在其《汪曾祺先生的一段桐庐往事》中写道：“在桐庐，我们参观了瑶琳仙境，踏访过山下的竹林人家。转天去参观严子陵钓台，此处因东汉严子陵隐居而得名……汪先生一路上谈古论今，兴致很高……他晚饭时喝了黄酒，兴味盎然。回到宾馆，应当地接待人员的要求，汪曾祺和韩静霆分别为当地留下墨宝。‘沉潭千尺钓，万古一羊裘’，刚看完严子陵钓台，又吃过老酒，汪先生乘兴提笔写字，他下笔速度快，那字更似枯藤般遒劲，字态有一股安然的气度。”

这幅落款“高邮汪曾祺书”的篆体“沉潭千尺钓，万古一羊裘”墨迹，在多年后笔者以中央美术学院姚鸣京教授的一幅山水画作品与朋友交换，成了兰石斋的藏品。

汪曾祺先生这位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作家，其实也是一位书画行家里手，受书画家父亲汪菊生影响，从小耳濡目染，喜爱水墨画。对于书法，其在祖父督导下临写《圭峰碑》《圣教序》《多宝塔》《张猛龙碑》《闲邪公家传》等碑帖。他有《写字本是遣兴，何必自寻烦恼》一文，详细介绍了自己写字的经历和对写字的认识，他说：“临帖是很舒服的，可以使人得到平静。”其最为成熟的书法作品风格是自由的行草书，由于早年临碑的基础，在书写中吸收明代行草的开张以及清代何绍基的古拙，写得自然灵动，有一种雅拙的韵味。其篆书开张有度、收放自如，笔致老辣生动，用笔绵里藏针，别存机趣。他自己颇喜蔡京、米芾的字，认为：“米字不可多看，多看则终生摆脱不开，想要升入晋唐，就不可能了……我现在写的字有点《张猛龙》的底子，米字的意思，还加上一点乱七八糟的影响，形成我自己的那么一种体，格韵不高。”他对自己的画也有评价：“我的画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我常把后期印象派方法融入国画，我觉得中国画本来都是印象派，只是我这样做，更是有意识的而已。我作画，大体上有一点构思，便信笔涂抹，墨色浓淡，并非预想，画中国画的快乐也在此。我的画作为一个作家的画，还看得过去，要跻身画家行列，是会令画师齿冷的。”这些表述当然是汪曾祺先生的谦虚之言。

民国大画家陈师曾认为文人画的四大要素：“一是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汪曾祺先生74岁时写有一诗：“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时或有佳兴，伸纸画暮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与新。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汪曾祺先生的书画是可列为文人画范畴的，他的书画基于咏物抒怀，有感而发，所以有一种人间的温馨。

汪曾祺先生曾在文章里写到，苏东坡说“大略如行云流水”。说一个人的文章写得顺，不疙里疙瘩的，叫做“流畅”。汪曾祺先生的为人、为文和为艺都达到了这个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