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严滩

明朝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王守仁（1472年~1528年），世称阳明先生，一生北上南下，文功武略，在许多地方留下足迹，结下不解之缘。严滩就是其中之一。几回舟过严滩的王阳明，在此“顾瞻怅望”，在此留下崇学大事“严滩问答”。

严滩之畔，富春山麓，有一处闻名遐迩的千古名胜，这便是严子陵钓台。王阳明与严子陵同为余姚老乡，严子陵钓台自然成了王阳明早就向往的地方。有他年轻时在杭州移居胜果寺的诗为证：“富春只尺烟涛外，时倚层霞望钓台。”然而，从现在确知的史料看，王阳明生前两次“过钓台”，却始终“弗及登”。王阳明第一次过钓台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在鄱阳湖中仿效赤壁之战，平定洪都的宁王朱宸濠之乱，随后押送战俘朱宸濠赴京，顺流而下途经严子陵钓台。其时形迹匆匆，一掠而过。而第二次过钓台，是在明嘉靖六年（1527年），他受命赴广西平定西南部的思恩、田州土瑶叛乱和断藤峡盗贼。这一次，他在两位弟子护送下从绍兴经杭州，然后溯钱塘江富春江而上，又在桐庐知县沈椿（元材）的陪同下抵达严滩，建德知县杨思臣则专程顺流而下到桐庐境内的钓台下迎接王阳明。此次一来公务在身，二来由于他体弱多病，力不从心，既肺病复发，又双足长疮，加上“微雨林径滑”的状况，王阳明只能望台兴叹。

二过钓台而不登，王阳明写下了《复过钓台》一诗，他对钓台的向往与眷恋，对严子陵的敬仰与追慕，在这首诗中表露无疑。“仰瞻台上云，俯濯台下水”，一“仰”一“俯”，既是他对钓台的外在行为，更是对严子陵的内心态度。这首诗既表达了对严子陵这个历史人物的认识与评价，又表达了自己希望建功立业的决心。王阳明对家乡这位“年八十，终于家”的先贤，想来应该是十分敬仰的。诗中“高尚当如此”“至人匪为己”的评价就相当之高。“至人”，是指古时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超脱世俗，顺应自然而长寿的人。

然而，王阳明一贯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愿望，这次即使体弱多病，他也领受“兵革之役”，最终踏上远征之旅。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严子陵钓台，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矛盾的、复杂的。因而他既会有“人生何碌碌？高尚当如此”的羡慕，却又有“过门不遑入，忧劳岂得已。滔滔良自伤，果哉末难矣”的感叹。诗中最后一句“果哉末难矣”，典用的是孔子对话，表达了自己不会放弃、坚持到底的决心。

王阳明显然对此诗较为满意，写下一段按语后交给桐庐知县：“右正德己卯献俘行在，过钓台而弗及登。今兹复来，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疮，徒顾瞻怅望而已。书此付桐庐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纪经行岁月云耳。”

岁月如严滩急流，奔腾不息。想来当年沈知县应该将王阳明的诗刻置于亭壁，只是早已不复存在罢了。当年的急流险滩，如今已是碧波荡漾。王阳明曾经伫立的严滩畔，也已淹没在水里。幸有此诗并未湮没，让我们今天还能从字里行间，窥见他惆怅在严滩的模样，想象他内心徘徊的波澜。

王阳明的两位得意门生之所以一路护送至此，除了对恩师的敬重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领受更多赐教。尽管临行前王阳明已向他们着重阐释了“四句教”，可他们依然一知半解。于是，王汝中又以佛家实相幻相之说求教于先生。王阳明回答道：“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

王汝中接着恩师的话，试探着问道：“前所举，是即本体证工夫；后所举，是用工夫合本体。有无之间，不可致诘。”

王阳明莞尔一笑，表示赞同。并再次嘱咐两位弟子：“二人正好互相为用，弗失吾宗。”稍停片刻，又重申道：“可哉！此是究极之说。汝辈既已见得，正好更相切靡，默默保任，弗轻漏泄也。”

这一番严滩畔的师徒对话，让两位弟子视若珍宝，事后均撰文记述。后人将其命名为“严滩问答”，与“天泉证道”齐名。天泉证道与严滩问答，是王阳明学问的总结性概述，充满着辩证的哲学思想，令人久久寻味。

行笔至此，我记起2017年初，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方旭东，在桐庐县富春江镇孝门村和建德市安仁镇交界处的安仁精舍，举办了一场关于“严滩问答”的小型研讨会，我有幸受邀参加。席间我简要谈论了范仲淹与桐庐及严子陵钓台（严滩）之间的渊源。而对于“严滩问答”，我则在那次会议上才有了初步的了解。

如今的严滩，随着富春江水电站大坝的建成，形成了一段风光迷人的富春江小三峡。它水深静流，一如阳明心学，深不可测，唯有潜心研学，才有所获。

名人游踪何其多

除大名鼎鼎的明朝名人王阳明与桐庐颇有渊源外，另有多位明朝名人与桐庐关系密切，他们或在此暂居，留存故事，或途经桐庐，留下游踪。

明朝开国元勋刘基（1311年~1375年），字伯温，浙江青田（今属文成）县人。元末时曾在桐庐凤川隐居三年，留下多篇诗文及“凤翙高岗”题字和多个有趣的传说故事。

明朝大臣、被鲁迅誉为具有“台州式的硬气”的宁海人（古属台州，今属宁波）方孝孺（1357年~1402年），写有《题严子陵》诗。他对废除郭后的光武帝显然没有好感，认为严子陵有先见之明：“羊裘老子早见几，独向桐江钓烟水。”

明朝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山东登州人戚继光（1528年~1588年），也曾途经桐庐严子陵钓台，留下《过严子陵祠》一诗：“当时虎符臣，千载羊裘友。试看元勋台，何似山祠久。”对历代大臣扬名一时而严子陵却留名千载感慨不已。

明朝著名的戏曲家、《牡丹亭》作者汤显祖（1550年~1616年，江西临川人）曾来《分水县访桃溪潘公仲春出桐庐秉烛游仙洞香袭人衣十余里》，诗题和这首七律记录了畅游瑶琳仙境神奇观感，“开舟更下神灵雨，烟雨霏霏总袭予”，惊喜之情溢于言表。

明朝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1587年~1641年），从新城县（今属富阳区）进入分水县保安乡，过玉涧桥到印渚埠上船，沿分水江顺流而下，过旧县入富春江逆流而上，这一游踪留存在《徐霞客游记》中。尽管记载的文字不多，可如今桐庐境内设置了多处标识地，我县还成立了徐霞客研究会，可见名人影响力经久不衰。

另外，明朝名臣商辂，著名诗人及画家如胡应麟、袁宏道、沈周、唐寅（伯虎）、祝允明（枝山）、文徵明、董其昌等，都曾前来桐庐，拜谒钓台，吟诗作画，风雅长存。

明朝名作，要数嘉靖年间任桐庐典史的江苏丹徒人孙纲的《桐君》最为人熟知：“以桐为姓以庐名，世世代代是隐君。夺得一江风月处，至今不许别人分。”此诗已经把桐君和桐庐合而为一了。面对悬壶济世的大隐大德之人，那一江风月，还有谁能够分享得去！

明代遗存今何在

相较于宋元以前，明代遗存在桐庐就较为可观了。“桐庐县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与明朝相关的文物有13件（处），其中有多件是古建筑，除石舍古建筑群、深澳建筑群等处群体建筑注明时代为明、清外，最明确标注为明代建筑的是位于江南镇荻浦村的“咸和堂”。这座省级文保单位竟历经了近四百年的风风雨雨，依然伫立于村中，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近年来每次陪客人去荻浦参观考察，沿着既定的线路转一圈，到终点时迎面总会看到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建筑敞开着胸膛默默静候在那里。而且只要时间允许，我总喜欢带客人进去瞻仰一番。我觉得这样的古建筑是值得我们朝圣的。

明朝留下来的摩崖石刻和碑刻则更多。桐君山、严子陵钓台、阆仙洞和分水老县衙遗址（原二招）等处都有明代石刻。最有名的明代摩崖石刻，当属位于桐君山南麓的“古桐江山”。记得三十年前我在桐庐中学教书时，还曾经带了几位学生前去观瞻。四个大字雄健有力、古朴大气，可惜古字下方口有一角因风化而剥蚀了。这幅字由嘉靖年间曾任桐庐县令的福建莆田人吴绅书写，吴绅颇有文才，书法尤佳。阆仙洞内有一大块摩崖石刻，也是吴绅书写的，是一篇小记，记载他偕县丞朱本思携戴震等众门生两次游览于此的踪迹，所录人名竟有40多个。九月一群人“来会”，“俱至此洗心以观元化”。“十一月望”之时又约一帮人“酌别于此”，并在此露宿，“待月中天，浩歌而寝”。片言只语让我想见这那些留名于此的明朝先贤，在桐庐的山水间潇洒欢聚的形状与神态。携友交游或许是明朝县令的流行风尚，我在《王阳明与桐庐》一文中写到的桐庐县令沈椿（元材），除与诸友登桐君山写同题诗的趣事外，他还陪友人游严子陵钓台，并留下记游的摩崖石刻。说到钓台的石刻，有名的“一丝风”“一丝九鼎”两方摩崖，皆留自于明朝。严先生祠堂内特别醒目的“钓台”“客星”两方石碑，书写者便是明朝著名学者薛敬之。

在今存的二三十方明代石碑中，有不少是完整的记文，如“重建严先生祠堂记”“敕赐尚义之碑”“分水县戒石铭”“汪公修学碑记”“桐江关王庙记”等，这些详细的记载，让我们时隔数百年，还能依稀领略到明朝时那一桩桩真切的事儿。

“古来万事东流水。”明朝那些事儿，随着岁月的流逝，都已烟消云散。然而，古桐江山，却依然如故，千古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