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春祥

一

咸丰二年（1852年）九月的一天，秋阳高照，富春江波平如镜，桐君山东麓，离水面8至10米处，有一片陡壁悬崖。东麓山脚有个深潭，深不可测，除了打鱼船，很少有人来。

此时，有个中年人独自撑着一条小船来到这里。他一直朝崖壁上察看，石上有摩崖石刻，隐隐约约的。中年人叫袁世经，是个贡生，平时喜欢画画、写字，还爱喝些小酒，身板看起来有些瘦弱，但目光清澈。他想弄清楚，这些摩崖石刻到底是什么字。

落潮了，江水浅下去一些，袁世经将小船停下，一脚跳上了山。山上基本没有路，他捏紧草藤，身子如猿猴一样向上攀登，好不容易到了石刻前。他将崖壁上的青苔用力拂去，字迹露了出来——呀，有不少字，内容都是他不知道的。

袁世经读书也算多，他觉得这可能是新发现，至少，许多年来没人上来看过。看看周围险峻的地形，他心中疑惑，这些字当初是怎么刻上去的？上下左右，看了好久，基本将字都认全了，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对桐君山崖壁上的那些字，袁世经念念不忘。终于在某一天，他准备了拓纸和墨，上山艰难地拓得几张拓片。他在《石屋山人集》（袁世经有个号叫石屋山人）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

袁世经看到的摩崖石刻，分两部分。上部为唐篆题名正文：殿中侍御史崔（弁+頁）、桐庐县令独孤勉、尉李锐、前尉崔泌、崔浚、崔溆、崔沅，大历八年九月廿二日记，崔浚篆。

下部为唐宋人题跋（有三幅）：

左侧：皇祐庚寅夏，苏才翁来观。

右侧：周宽之治平初，秋九月游。

中间：桐庐县令独孤勉，前左金吾兵曹薛造，处士崔浚、崔溆，桐庐县尉程济，大历八年十月廿四日题。

这些摩崖石刻，让袁世经兴奋。他自然要考证一番。他在《新唐书》中找到了崔溆、崔泌的相关记载：崔溆官至温州刺史，其姓出自清河郡小房；崔泌官至刑部员外郎，其姓出自博陵郡。但他认为，《新唐书》中的溆、泌，未必就是摩崖题名中的溆、泌。而县令独孤勉、县尉李锐等姓名，应当补充入《桐庐县志·官师表》。

随后，袁世经兴奋之心一直停不下来，提笔写了一篇长长的古风《桐君山下大历题名诗一首》。经年搜集与研究桐庐碑刻的吴宏伟先生认为，袁世经用这首诗详细如实地记录了自己的突然发现和冒险拓印。同时，通过大量比喻，对唐代篆体书法作了生动描写，提出了“是时阳冰括苍令，传与笔法其徒疑”疑问。袁世经一方面在《石屋山人集》中提出“其（崔浚）篆法极似尹元凯、瞿令问，确是唐篆也”，另一方面又想到了唐代篆书大家李阳冰，他认为崔浚篆书与李阳冰篆书一脉相承，但崔浚是否为李阳冰亲传弟子，则不确定。

二

晚清重臣袁昶，他家对面就是桐君山。他写了30多年的日记，共65册、200多万字，而袁世经就是袁昶的大伯父。

在袁昶眼中，他的这位伯父颇有些性格：大伯父初名世经，后更名德生，取庄子语“开天者德生”之意。伯父喜欢读书、种树。伯父隐居在凤凰山东麓的石屋坞，此坞狭长而深邃，伯父将建屋的地址选择在了一座高山的脚下。他自己去山上砍下树与竹子等建筑材料，自建茅屋。在屋子边上，他垒池养鱼，凿下岩石，将平整出来的土地用石磡围住，种上各类草药以及瓜果蔬菜。他居然还引来山泉水灌溉，在山地上种稻。他的朋友大多是酿酒的、钓鱼的，一般人很难见到他。他有时候也跑出去玩，跑得不远，基本上在附近州县，但一出去就常常几个月忘记回家。

袁昶在日记中写道，大伯父天性疏野，生活散淡，熟于史事，也常作诗，书画水平极高。喝酒高兴了，就脱巾解带，枕石坐草，开始画画了，一亭一石，构图疏散，不拘古法，但极具生活气息。比如有一幅画是这样的：山间茂林中有小鸟，有红果琐细，间以菊花数枝。村中有老人或者饭馆伙计，只要拎一瓶酒给他，不论是纸还是绢，他都很高兴地挥洒笔墨。如果喝醉了，更是洋洋洒洒地写，写完就送给对方。如果是富人及长官求他，则不肯写上一笔。他的行书，学的是欧阳修，瘦硬蟠屈。太平军乱起，他的书画大都遗失，只有拟钱舜举的《生茄》卷及《翠鸟戏夫渠》卷尚存。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袁昶为大伯父的画写了一个跋，大伯父的诸多生活细节跃然纸上。

袁世经冒险拓印时，袁昶还只有6岁。而25年后，光绪三年（1877年），袁昶与他的堂兄及朋友一起，又去看了桐君山东麓的那些摩崖石刻。

袁昶与堂兄一起，约上朋友子樗，一起驾着小船，到桐君山的石壁下观摩崖石刻。这些石壁面积不大，一共有十多处，字迹大多风化漫漶，且长有苔藓等，远处基本不可辨认。子樗脱下鞋子，抓住崖壁上的藤蔓，奋力攀上，他抄了八十来个字，才从石壁上慢慢下来。袁昶在边上看着，觉着有点危险，往下看，是深潭，朝上看，是似乎就要掉落下来的大石头、千年古松倒垂，石头缝的缝隙蜿蜒如老龙，这真有点像韩愈上华山下不来的险境。

返回家后，袁昶将子樗抄下的一些摩崖石刻字录进了日记。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部分日记里，出现了13个空格。我猜，这些空格十有八九是那些字被厚厚的青苔遮住了，或者是有字却辨不出字形来。

三

大历八年（773年），此时的唐朝经安史之乱后，已元气大伤。

这一年的大事记中，有一则回纥和市满载而归的新闻。回纥曾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面对回纥提出的无理要求，朝廷一点也硬气不起来：

自乾元年间以来，回纥每年都求和市，一匹马换唐四十匹缣，动至数万匹，而所给马皆驽瘠无用，朝廷苦之。所给缣多不能足其数，所以回纥待遣、继至者常常不绝于鸿胪寺。大历八年七月，唐代宗想满足回纥要求，遂命尽买其马。二十八日，回纥辞归，载所赐物及马价，共用车千余乘。八月二十九日，回纥又以马万匹来求互市。有司认为马过多，请买其千匹。郭子仪恐逆回纥意太甚，自请输一年俸为国家市之，代宗不许。十一月十七日，代宗命市其马六千匹。

而远离首都长安的偏僻小县桐庐，似乎还平安无事。县令独孤勉及几个下属，陪着远道而来的朋友游山玩水，从而留下了这著名的摩崖石刻。

20世纪30年代，金石界碑帖大王陈锡钧，循着袁世经的发现，特地来寻桐君山唐篆。陈锡钧所藏千余种碑帖均有考证，有五十余种甚珍贵，《桐庐县令独孤勉等题名》是其中之一，他这样题跋：“唐周宽之（实为宋人）、独孤勉、崔浚、程济等题名与宋苏才翁一纸同拓最为罕见，此同拓本最为宝贵。”

袁世经说那几个人与《新唐书》所记的不是同一批人，但按余绍宋先生的考证，《新唐书》中崔氏（弁+頁）、泌、浚、溆、源，与桐君山唐人题名是同一批人。

桐庐县令独孤勉，后官至定州刺史。自北魏至唐朝，独孤氏一直是北方大姓，唐代宗李豫的贞懿皇后便是独孤氏。而独孤勉来桐庐，很像是一个过渡。其间好朋友千里迢迢地来桐庐看他，是常有的事。

于是，我们就可以将场景还原：大历七年，或者六年，或者五年，独孤县令已经在这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桐庐待了好几年。他心里清楚，很快，他将要去别的地方任职，几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应邀来好好玩一玩。大历八年九月的秋阳，暖阳高照，殿中侍御史崔（弁+頁）来了，他是独孤勉多年的好朋友，必须吃好喝好玩好。叫上县尉李锐，还有前县尉崔泌，及读书人崔浚、崔溆、崔沅等一并陪同，坐船、游山、看江、赏江鲜，一行人玩得不亦乐乎，并将此行刻石留念。

又过一个月，另一位叫薛造的好朋友来了。依然有好几个人陪同，但请注意，县尉李锐已经调任，此次陪同的县尉是程济了，而崔浚、崔溆两个读书人依旧陪同。呵，我猜两崔并非本地人，他们也是来桐庐玩的。古代的读书人玩起山水来真是悠闲，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

大历八年九月、十月的这两次桐君山之游，可能只是独孤县令多次游玩桐庐山水之两例，但因为都是陪好朋友而来，故刻石留念。从摩崖石刻的内容上看，北宋的周宽之、苏才翁在不同的年份上了桐君山，也刻石到此一游。

富春江水日夜浩荡，桐君山陡壁悬崖上，这藤蔓掩盖绿苔丛生字迹漫漶的几十个石刻字，是会呼吸、会说话的历史活物，它们见证了富春江边1251年前的那两个普通日常。

（转载自《解放日报》2024年9月1日第7版 图片来自作者及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