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洋《短歌集》序

当裤兜里的弹珠越来越少的时候，小镇上的少年慢慢学会思考了，他独立街边某个角落，睥睨一伙手拎单放机、脚蹬脚踏车的伙伴呼啸而去，转过身来，嘴里蹦出一句竟然有些诗意的句子。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于是，青年兜里的五块钱换成了与泰戈尔的共宴。苦闷、悸动、快乐、伤感，一起都成了憧憬的诗句，置于李商隐的诗囊，发酵、随时取而斟酌，然后又置之墙角，一切反复如此，把那瞬间不曾说的变成一种可说，使混沌与迷茫化为某种意义上的清晰，刹那成为了永恒。

黑格尔说：“乍看起来，美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但是不久我们就会发现，美可以有许多方面，这个人抓住的是这一面，那个人抓住的是那一面，纵然都是从一个观点去看，究竟哪一面是本质的，也还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所以，诗歌的发展与其创作一样，有很多不确定性和转化性。

用白话写的诗，可以追溯到清末，当时，一些从西方引进的诗作已开始用白话进行翻译，这些作品量不是很大，所以鲜为人知。1917年2月《新青年》二卷六号刊登了胡适的《朋友》《赠朱经农》等八首新诗，引起了轰动，这是新诗运动出现的第一批白话新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诗歌打破了旧诗的格律，不拘字句长短。二十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因其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意象化、象征化、立体化，所以称为“朦胧诗”。

1979年3月《诗刊》发表北岛的《回答》标志着“朦胧诗”从地下走上诗坛。“朦胧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的变革，对中国诗歌传统和欣赏习惯带来了强烈冲击，在当时的诗坛形成了论战，鼎盛一时。直至1986年梁小斌写了《诗人的崩溃》一文，宣告了“朦胧诗”的最终解体。

我这里要说的是，由于“朦胧诗”在当时的鼎盛，确实影响了一大批文艺青年对诗歌和文学的热情，在当时的征婚、交友的广告中，男女青年都十分愿意写上一句“爱好文学或者诗歌”，觉得这是一个有为青年最为体面的爱好。作为象征意义上的“朦胧诗”虽然解体了，但是“朦胧诗”或者叫“现代诗”并没有死去，她依然活在诗歌爱好者的笔下。美学家克罗齐认为作品一经和新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发生相互作用，便要获得新的特质。每一代后来人都用“崭新的、今天的眼光”来阅读这部作品……在新的时代，作品开始新的生活，处于另外一些时间联系和内部联系之中，用文化场处于另一些关系之中，只要作品的价值中心和主要功能在新历史文化场的作用下刚一发生位移，对作品的所有层次就都要从新的角度来考察。结果，作品的艺术意义就发生了变化。

翻阅刘景洋写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诗稿，不论是长诗还是短歌抑或三、两句的“独醉”，觉得他的诗歌脱离了空洞乏味的笼子，给人一种实在、真诚的味象，在遣词造句上没有故作高深、花哨的表现，显示出了阳春白雪的高贵和下里巴人的自尊。从诗中读者可以读到那个时代的气息和作者对时代、对人生的思考。在他的笔下，你就真实生活在“白沙渡”十七度的江城，有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呈现给你的一切都是真挚。他的苦吟，至少给我带来心灵上的安宁。他说：“每朵春花都有独特的美丽”，我十分欣赏这句诗，一个踯躅小镇街头的青年，孤独耕耘在自己理想的诗的土地，抬头望去，一望无际的山，高之又高，俯视溪流，溪流还是涓涓。他真诚地在耕耘，并不确定秋天的收获是多少，就是这种真诚才有了心灵的纯净和这部诗集。他知道，陶渊明在写诗的时候从来也没有想到“怎样才能写得真诚”！零点钟声里的城市，黄梅雨孤单敲打着雨棚，滴答声带来些许旧日“雨打芭蕉”的诗情，在这样的雨夜，是应该想念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