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天忠

　　清代大诗人袁枚一首沉寂了三百多年的《苔》，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被乡村教师和他学生的演绎深情唤醒。其实，袁枚还有两首“苔”诗，也很清新灵巧，颇有几分王维诗境意味。袁枚可能不会想到，三百年后，自己的小诗会意外爆红。

　　这位风流倜傥的清代大才子，一生中曾三次到桐庐。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祖籍慈溪，生于钱塘（今杭州）。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外放任溧水、江浦、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三年（1749）辞官隐居随园，此后除乾隆十七年短暂出仕外，一直游历近五十年，作诗、游历、授徒。

　　苔花入诗，不光在清代诗坛上，在文学史上袁枚也应是最有发言权的。但他影响最大的作品却不是这些，而是《随园诗话》及《随园食单》。袁枚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散文，尺牍等30余种。袁枚之妹袁机亦甚具学识，《杭州府志》、《清史稿·列女传》皆有传。袁妹卒后八年袁枚写成的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挚，流传久远，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

　　在说袁枚三次到桐庐之前，先插播一个广告——《随园诗话》也是袁枚的名作之一。这本文集是构成袁枚与桐庐交集的缘头。

　　这首先要从“可怜身后识方干”说起，此句名言常被人误读为袁枚所写，以至以讹传讹，其实不然。据《随园诗话》记载：乾隆年间，一位名叫陈浦的老寒士，带着他的一册诗稿，请求当时的诗坛巨擘袁枚评阅。袁枚日夕游宴于权贵、诗翁、才女之间，对诗稿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随手放在一边。几年之后想起这件事来，取出诗稿细看，才发现作者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诗人，诗作水准很高。于是忙着打听其下落，不料，这位陈浦早已在贫病交攻之下黯然死去。后袁枚满怀深情地录下这位已故诗人的七绝《醉后题壁》，把它收在自己编的《随园诗话》里：

　　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放眼古今多少恨，可怜身后识方干！

　　袁枚凄然地在《诗话》里写道：“呜呼！余亦识方干于死后，能无有愧其言哉!”这里说的方干，就是我们桐庐籍晚唐大诗人，很有才识，但生有缺陷，不肯夤缘求进，科场失意后，便息影境湖，郁郁以终。后来，朝廷发现并承认了他的才干，追认他进士及第，但逝者已矣。

　　陈浦这首诗，因为袁枚这位名人的“收编”，才重见天日，否则就有可能失传了。那么，袁枚为什么会录下陈浦这首《醉后题壁》？这当然和他与桐庐交集有关。

　　乾隆元年（1736），20岁的袁枚赴江西途经桐庐，客船夜泊钓台，乃赋《钓台》《题严子陵像》二诗。对严光名节流露出羡慕之意，此时袁枚当年轻有为，奋发向上之时，对严光的羡慕反映了在其内心深处，或者说在其之中潜藏着个性疏放、崇尚自由，皈依自然的因子，这种奔放自由的个性不适合做官，袁枚39岁即归隐随园，我以为可在钓台这里找到最初的萌芽。

　　有意思的是，在读《随园诗话》》时，还意外地发现了几首钓台的佚诗。现抄录于此：

　　第一首，胡伟然《钓台》：在昔披裘客，浮名着意逃。江流日趋下，益见钓台高。

　　第二首，方伯《钓台》：图画功名安在哉？高风千古一渔台。此情惟有江潮解，流到滩前便急回。

　　第三首，佚名《钓台》：君为名利隐，吾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

　　第四首，佚名《钓台》：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

　　最有意思的是第三首《钓台》，有个读书人考功名，经过严子陵的钓台，就题了一首诗，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再三赞叹这首诗好。袁枚肯定第四首诗“题古迹能翻陈出新”。这首诗到底“新”在哪里呢？推究起来，只是抓住了羊裘垂钓的细节。

　　作为清代大才子，阅读前辈诗人的诗是必修的功课，此时身处方干的老家，不可能不想到玄英先生，况且方干写得《题严子陵祠》就悬于严子陵祠堂内，方干的境遇不可能不给袁枚留下深刻印象，在心中打上一个永远的文化情结。“身后识方干”最终能演化为一句成语，收入《成语词典》，经典永流传，袁枚也算是功不可没。

　　《随园诗话》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随笔式诗话著作。因为这本文集，袁枚名声大噪，就是这么著名的文集，因为袁枚的自我“删帖”，我们现在看到的已是简本了。袁枚晚年讳言《随园诗话》，还向各处收回抄本，文集中也不收录。关于袁枚为何自我“删帖”，后代学者曾提出过“涉色”说。袁枚辞官隐居于随园，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谁知道后人看了“精彩”文本之后会咋想啊。这里再插播一下《遣兴》，“想花心比见花深”这样的诗句就没有风险，用不着删掉，反正已经“桃花吹落杳难寻”了。

　　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来看看袁枚20岁时写得《钓台》和《题严子陵像》：

　　夜泊钓台旁，客星如月大。

　　想见严子陵，投竿在此坐。

　　朝随渔翁嬉，暮陪至尊卧。

　　为念故人重，转觉天子轻。

　　偶展榻上足，乃惊天上星。

　　袁枚这首《钓台》是他的诗作中最早写钓台的一首。寥寥几句点染出严光拒绝出任高官的决绝，无论怎样，“士各有志”是可做解释语的。

　　另一首《题严子陵像》：

　　一领羊裘水气寒，自来自去白云难。

　　千秋欲解还山意，只问江头老钓竿。

　　实际上诗人是借此表达自己对严光之隐逸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桐江这世外桃源之陶醉。不在庙堂之上，而在江湖之远，袁枚已隐居南京随园30余年，相比之下觉小仓山不及七里泷远矣。也许年龄尚浅，诗略显青涩，让读者感觉这个聪明过人的弱冠青年如在眼前。

　　袁枚一生结交过诸多朋友，可谓谈笑鸿儒在，交往无白丁。但他未能与自幼崇敬的康熙五十年（1711）桐庐县令张郎湖相见，此乃他一生之大憾事也。

　　他与张郎湖之子张鹤川交往甚笃，在日常交往、言谈、书信中，了解到不少柏泉三甲张氏的内部信息，倍增对张郎湖的崇敬之意，萌生撰写部张郎湖廉政之刊。袁枚暮年时，他在扬州遇到张郎湖的女婿查宜芳，并且看到查宜芳所带“张郎湖自述行状”。能得到张郎湖的第一手资料，袁枚实感欣慰。随着交往的逐步深入，张郎湖形象和事迹越来越清晰，终于动笔，撰写出《张朗湖廉政逸事》（见《袁枚散文选集》）。人们不禁要问，先后同朝为官，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起码也是忘年之交的书信朋友，为何一直未曾谋面？根据史料记载其因有四：其一，家乡、仕途地区上的差异：张郎湖康熙五十年派任桐庐县令，后调仁和任县令，不久转任天津道，乾隆三年（1738）五十四岁擢任云南按察使；袁枚乾隆四年（1739年）获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外调江苏历任溧水等县令。其二，出生地、年龄上的差异：张郎湖长袁枚三十二岁，按理系袁枚父亲那一辈人。张郎湖是湖北汉阳人，而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其三，勤政爱民共性所定：张朗湖为官清廉、为人正直，一生不畏权势。而袁枚为官政治勤政颇有名声。其四，当年交通极其不便，这可能是最主要原因。

　　虽未能与张郎湖相见，63岁的袁枚再次来到桐庐，写下了《再题子陵庙》：

　　幽幽江水半孤芦，寂寂羊裘一钓徒。

　　未必无心助文叔，巢由两个误狂奴。

　　诗称严光或许本有意于功名，却被隐士更加高尚的社会舆论所挟持而走向归隐。晚年袁枚开始反思、剖析自己的隐士身份，人生中最后一首咏史诗《读孔子世家》中更是以批判他人的标准批评自己，足见其勇气和成熟的性灵。

　　袁枚晚年钟情山水，尤其是对桐庐念念不忘。乾隆四十七年（1782）袁枚67岁，再次畅游桐庐这片“天下独绝的山水”，一腔诗绪喷涌而出，在桐江船上写下《桐江作》四首。

　　作为诗人，袁枚为文自成一家，笔触相当广泛，大都不受传统思想束缚和正宗格调限制，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一定的创新。这组诗风格自然，语言平淡如口头语，而意味深长，格局大气开阔，尤其是“眼前尚觉白云低”一句，就算和另一位大才子纪晓岚经典名句“翠色随人欲上船”相比也不逊色。

　　袁世硕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评价，袁枚的一些诗“只将寻常话作诗”。无论从内容或者形式，都显示出向近代文学演进的历史征兆，在平淡自然中融入自己对万事万物的哲理解读。这是袁枚在唐宋诗歌不可逾越的高峰之后，开拓出的个性化诗歌的生命力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