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阳到，花枝俏，家家户户乐陶陶。挂艾草，带香包，香香甜甜百福招。竞龙舟，祭屈原，历史承载越千年……”文化部年鉴编辑部李超发来这条短信，让我感觉端午真的到了，大街小巷已然弥漫着粽子诱人的芳香，艾草也碧绿如茵，杜鹃的啼声更增添了这个节日的特殊气息。

　　中华文明悠悠五千年，有许许多多的“节”。而与人有着密切关联、且为一个人而设的“节”，怕是唯有端午了。端者正也，午者五也，五属阳，端午也叫端阳。节日与一缕缕端端正正的阳光相联，悬在我们的心头，感觉到灿烂了么？古人认为，五月是毒月，五日是毒日，午时为毒时。午毒居三毒之首。试想一下，一个烈日当空的正午，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纵身一跃，于是汨罗江的喧嚣，悲情地淹没了他最后的呐喊。或许此时“杜鹃啼血”， 其声凄恻动人，是一个带着俊逸与超然，带着浪漫与绝望的忠良报国无门的哀怨；“不如归去——”其鸣忧伤惆怅，是一个最终走向无边茫然、孤独的舞者发出的踉跄脚步声！

　　从此，端午，用粽叶裹着呐喊，用艾草或菖蒲做成了一个个诗人的标本。

　　从此，端午，以故事的形式，用思念升华为爱国主义的图腾！为一个民族开出了治疗曾经久治不愈的伤痛处方！

　　然而，在我“百度”屈原这一词条时，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这是屈原被放逐后和渔父的一段对话。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

　　屈原和渔父的对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这不禁让我想起了300年后在富春江隐居的“渔夫”严子陵。公元25年，刘秀击败王莽，在洛阳建立起东汉王朝。登基后，思贤若渴，到处寻找严子陵。几年后，得知严子陵披着羊皮隐居在齐国某个地方钓鱼，便立即派人带了聘礼，备了车子去请，一连请了三次，严子陵才来到洛阳。刘秀将严子陵请到宫中，与他谈论旧事，谈得十分投机。晚上，还与严子陵同榻而卧。严子陵在睡梦中把脚搁到他的肚皮上，他也毫不介意。尽管此事被侯霸知道了，第二天叫太史官上奏，说是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想以此引起光武帝对严子陵的猜忌。刘秀听了却哈哈大笑，说：“这是我和子陵同睡啊，没事！”皇帝非常大度，仍希望他做谏议大夫，严子陵还是不辞而行，悄然离去，隐居于富春山下“严子濑”，做起渔夫来。

　　姜太公钓鱼，离水三尺，钓的是一种际遇；柳永州独钓寒江，钓的是一种情怀。严子陵隐于“严子濑”，要钓什么呢？有人说他隐居山野、垂钓富春江，不慕仕途，钓的是一种舍弃；也有人说披着羊裘在一个“交通要道”上做渔夫，沽的是名钓的是誉。严子陵究竟在钓什么，我不敢妄下定论。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一个胸怀大志的大夫，被奸佞的谗言、昏庸的楚王逼到了绝路。“手澄百金鱼，身被一羊裘。借问此何耳，心远忘九州。”一个放浪形骸的“渔夫”，居然让当朝天子礼贤下士。诗人和严子陵，同处官场的险恶与政治的旋涡中，屈原死了，《离骚》还活着；而严子陵活到了80高寿，倒让一个进京赶考的读书人感到惭愧：“君为名利隐，吾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

　　端午那天，伍子胥被夫差皮革裹尸投入大江；也是端午那天，东汉孝女曹娥救父不成投江自杀，他们没能成为这个节日的主角；陈天华为了自己的信仰毅然跳海，他们没有能够拥有自己的节日。只有诗人的那一跳，成了一颗永不泯灭的星斗，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前程。因为他是在一个国家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时，怀抱那块被他用赤诚焐热的石头沉江的，这觉悟了一代代有志的文化人。

　　在端午来临之际，我想站到严子陵曾经钓得“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岸边，再诵《离骚》中的那经典之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