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15日的《杭州青年时报》第四版，一篇题为《寻找一个失踪的族群》的文章深深吸引了我，文章看完后，我含着泪陷入了沉思……

我就是那些被寻找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的一个，一直以来因自卑而喜欢离群索居，今天竟然有人在找，那感觉像是一个先天残疾被遗弃的孩子，在历尽苦难生存几十年后，终于听到了亲人呼唤，听到亲人叫着自己的小名寻来了，我含着热泪喃喃应着：“我在这里！”

文章说，2010年4月，首部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集体记忆的书《烙印》已出版，主编这本书的是国内较有影响的学者林贤治先生。此书的出版也几经波折，6年后才终于得以与读者见面，这离林贤治最初起意出这本书，已过去了漫长的12年。

读报后的第二天，我不顾倾盆大雨，早早来到了杭州文二路书城买这本《烙印》。书城的营业员笑着说：“今天已经有五个人来问过了，可惜书还没到，毕竟是四月份才出版的啊！你留下电话号码，书一到我就通知你。”道谢后，我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儿子下班回来知道了这件事，马上到网上订购，次日一早快递就把书送到了我手中。我捧着它日以继夜地一口气看完，心里不停地涌动着一股酸味，看书时，眼睛要时时透过模糊的泪水……从1949年至1980年，这长长的三十多年啊，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文革”时期，这些“黑五类子女”备受歧视，在读书、就业、升迁、调动、参军、婚姻等人生重大问题上都障碍重重，可谓历尽坎坷。

《烙印》书中的一个个生活故事，分别叙述了几个人物各不相同的经历，以“集体记忆”的形式写出了那一段历史。

林贤治说：一部真实的民族历史，必须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内容对其进行补充。唯有把我们每个人的创伤记忆尽可能地挖掘出来，并且形成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诉求，包括“文革”在内的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转化成为有意义的历史。

回忆这漫长的几十年间，“黑五类”子女一开始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是充满歧视和不公的世界，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险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度过的。

后来“文革”结束了，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甚至了无痕迹，但那些曾经发生的创伤早已深入他们的骨髓。所以在歧视中过来的“黑五类”子女，大多数人显得自卑、畏葸、多疑、淡漠、被动、沉默寡言，喜欢离群索居，整个一生的精神面貌都显得有些不正常。

历史终究是历史，作为历史首先需要的是还原真实。我读着报上的一字一句，从亲切到激动，为了给“寻找”的呼唤一个回音，产生了写一本书的念头，想以书的形式来保留这部分人和事的记忆，但由于自己文化功底浅薄，过程中曾经几度羞愧得放下笔。一次，没有围墙的大学讲师对我说：“写作并不要求你有多少学历，如果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按生活的原来样子去描写生活，那是最真实的艺术，别人一定喜欢看。” 听此言，我顿时有了信心和勇气，凭我特殊的记忆，我相信自己能行。从此，我走出自卑，全神贯注地继续投入写作，把自己听到的，亲眼目睹的以及亲身经历的统统贯穿起来，写出了十八万字的小说——《季家往事》。

《季家往事》出版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它，阅读它，了解那些故事后面的悲欢，并通过那些悲欢了解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