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霄到村民家中开展反诈宣传

凌霄在村口进行交通安全劝导

说起凌霄花，不只是诗人舒婷描绘的、渴望“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那样争取女性独立地位的思想精神，还有志存高远，永远向上生长，无论道路多么困难艰辛都不轻言放弃的品格。

已过花甲之年的凌霄，回顾上半段人生，做过教师，当过乡镇工作人员，退休前在企业工作20多年。他就像这样一株凌霄花：志存高远、永不言弃。

三回错过改变命运的机会

1976年，17岁的凌霄从桐庐中学毕业，回到老家旧县母岭村，任母岭小学教师。根据个人擅长，凌霄主要负责语文、数学、体育课程的教学工作。那时候，全村甚至全县普遍受教育水平低，村里出了五六个高中毕业生，可是件大喜事。年轻气盛的凌霄，自豪地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

当时的母岭小学，6个年级，10个老师，学生多、老师少，学生的年龄也是参差不齐。凌霄记得带过二年级的班，最小的只有七八岁，最大的已有13岁，不少都是“放牛娃”。他还记得，课上，大朋友带着小朋友在背后做鬼脸，老师一转身，就又立马端坐在座位上，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我也被搞得心烦，火大起来了，就把他们一个个拎到外面教训，但也没有打他们。”凌霄笑着回忆教学时的趣事。

令他印象深刻的还有几次教学质量巡查。“教室本也不大，学生又多，后面还站着巡查老师，听你讲课，乌泱泱一排，看得人心里很紧张。”凌霄说。所以他必须提早准备，备课、预讲；在短短一堂课里，要让学生明白什么、理解什么、掌握什么，都得在备课中体现并展现出来。

凌霄对待工作非常认真，每节课都准备了备课本，每次备课内容都是满满当当的几页。工作量虽大，他却乐在其中。如今，想到自己孩子18岁时还是个青春期学生，一点未经历社会的磨砺，而自己的18岁，竟已经站在“三尺讲台”，面对确定又不确定的人生。

显然，这一切充满了不确定。从1976年到1980年，凌霄的教师生涯只有短短四年。四年里，他向命运“抗争”了3回，也是他第一次面临人生的重要岔路口。

1977年，高考恢复，根据当时的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能报考大学，不能报中专。凌霄顺利通过村里的初考，来到县城参加统考，最后却因9分之差没被录取。

到了1978年，凌霄听说他这样的高中毕业生能考高中中专了，这比考大学分数低，他想着应该能考上，就去报考了。可是，命运之门又“阻挡”了他一回。他的分数不低，却因户口原因，依旧没有上榜。

第三年，政策允许有条件有意向的全县民办教师去县城进修并有望在县城内的中小学任教。凌霄所在的母岭小学有两位教师报名参加了，但此时的他，经历了两次失败后，已经有些沮丧了，也因此错过了这次进修的机会。

“1980年，我失业了。”即便过了40年，从凌霄的口气中仍能听出一丝遗憾。那一年，全县精简民办教师规模，经过一轮“筛选”，年纪大的、资历老的教师被留了下来，像凌霄这样的年轻教师便离开了“三尺讲台”。

他被时代“淘汰”了，愤懑过、遗憾过，但他却从来没有“淘汰”过他的学生。任教四年，纵然有些学生顽皮捣蛋、不爱读书，但凌霄从来没有让一位学生失去学习的机会。

那时的大环境，对读书升学的重视程度远没有现在这么高。“放牛娃”终究还是以生计为主，书读得好与坏，关系都不大；要是家里条件不好，交不起学费，那就索性不读了。这样的情况是当时的常态。

新学期开学了，凌霄的班里少了几位学生，他得知这些学生是因为交不起学费才不来上学的。于是，凌霄用自己的工资为他们垫上学费，告诉他们再难也一定要上学。学生之间的学习差距也非常大，凌霄就利用自修课为学生补课，让差生也能跟上课程进度。

凌霄热爱他的工作、更热爱他的学生。虽然在短短四年后，他无法再挥洒他的教学热情，但却收获了村里很多人的尊重。直到现在，村里不少曾经的学生见到他时，还是亲切地叫他“凌老师”。

走下讲台走上新的“舞台”

那句“凌老师”，仿佛让时间回到过去，但转身，已经过去40多个春夏秋冬。凌霄，也应了凌霄花的花语，永远志存高远、不惧困难。

从讲台上走下来，凌霄做了很多工作，开启了他新的人生历程。也许现在很多旧县村民都快忘了，他们的第一张居民身份证的底卡，就是凌霄写的。

因为字写得不错，凌霄在乡镇工作了一段时间，上门为旧县居民办理身份证——那时的身份证是要手写的。凌霄是当时临时身份证办理办公室的骨干，他开展业务培训，分配区块，与办公室成员挨家挨户上门搜集身份证基本信息。要知道，村民压根就没有办理身份证的意识，所谓名字，叫得顺就好；生日也都是农历的，还得由他们对照万年历转换成公历。那时候，三分之一的旧县居民约1000多人的身份证，都是凌霄一笔一划写上去的。工作得到了认可，凌霄又被县公安局单独派到钟山乡，负责整个乡的身份证办理工作。

兜兜转转又是几年。那几年，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旧县开了几家皮件厂，主要做外贸出口。1997年，凌霄来到东方皮革总厂，因为不擅长技术，就在厂里工会任职。几年后，东方皮革总厂因经营不善，资产抵押给了银行。2001年，杭州亚尼加制衣有限公司成立，整体接管东方皮革总厂，凌霄继任新企业的工会主席。

从教师职业开启人生的凌霄，进入亚尼加制衣公司，可以说是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春”。

“工会主席，就是员工与老板的桥梁，既要保证员工利益，又不折损老板的权益。”凌霄说。一直以来，他深入一线，了解员工实际情况，始终把一线员工的需求放在首位，致力于维护企业稳定和员工利益，深得同事与老板的信任。

2008年，在亚尼加制衣公司，发生了一件在当时、在旧县皮件行业，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凌霄提出“企业员工工资集体协商”的建议。“再次回顾这个‘建议’产生的效果，这仍旧是一件利于行业、利于企业、利于老板、利于职工的好事。”凌霄说。

凌霄称旧县是“皮件之乡”。这么一个小镇，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有10多家皮件厂。自整个产业发展起来后，员工的工资都是老板说了算。“员工发到了工资，才知道自己拿了多少钱，每件衣服的计件标准也有差别，这让员工心里‘没有数’，导致他们工作情绪不稳定，人员流动性大。一过年，企业必定要愁‘招工难、用工难’，因此整个行业的效益也上不去。”凌霄解释。

大致清楚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凌霄向老板陆坤潮建议，不妨让老板与员工一起坐下来，面对面商议工资，听听员工的心声与意见。

这是开天辟地的一回。一天能做出多少件衣服来，做一件衣服希望得到多少元的绩效，员工们在老板面前直接表达诉求。“第一回，大家都很兴奋，参与性很高，但也出现了‘乱叫价’情况，把工资讲得很高，这显然也不合理。”凌霄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第二回，凌霄有了经验，他找来车间主任、技术主任以及每个生产组比较有威望的员工代表，从布料用量、技术难度、成本控价等方面给予合理的绩效参考，使其更接近于实际情况。经过几轮的面对面商讨，大家形成了统一意见，接着便成文、公示。

员工为自己赢得了满意的工资，信心自然就足了，人员流失也少了，企业效益慢慢提升。凌霄回忆，那几年，企业外贸订单更加稳定了，生产能力也更足了，员工工资涨幅达到3%~5%。可以说，凌霄的做法，为当时整个旧县皮件产业的生产困难“破了局”。

这一举措引起了县、市总工会的关注与肯定，并在全市全县多个行业推广开来。杭州地区皮件行业工资谈判协商模式现场会也选在杭州亚尼加制衣有限公司举行，这也为以后相关产业行业职工维权、营造公平公正的企业环境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2014年、2016年，凌霄先后荣获杭州市“五一劳动奖章”、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他把奖金分给了企业工会的同事，以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努力。

2010年，凌霄又提出“老板致富不忘子民”的建议，以企业的名义，每年向自然村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发放300元至600元不等的过年慰问品。连续11年，陆坤潮都会带着妻子挨家挨户上门，发放慰问品，尽显企业社会责任。

2019年，杭州亚尼加制衣有限公司关闭，凌霄又“失业”了。可这一次“失业”，他却不再有遗憾。在他任职工会成员及工会主席这20多年里，最令他自豪的有两点：一是企业劳动纠纷少，二是做到年年厂务公开。

“管理就是在管人，要有肚量、要讲艺术，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是不可能‘端平一碗水’的。”凌霄总结他的工会工作经验。从2001年至2019年，凌霄连续获评桐庐县“优秀工会工作者”和“优秀工会主席”；2010年，获杭州市“优秀企业员工”称号。

如今，凌霄成了母岭村两个自然村的网格员，同时也是志愿者。他忙着走村入户，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反诈骗知识，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巡查重点场所安全隐患等。记者见到凌霄时，他正在村口进行交通安全劝导。他形容自己是母岭村“一块坚实的砖”，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希望能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发挥余热。

（记者  金黄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