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天忠

严光的操守被历代诸多文人视作标杆。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贬任睦州，重修了严陵祠，并撰写了《严先生祠堂记》。范仲淹对严光很是推崇，文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文一石激起千层浪，近千年来，世人对严光不仕光武的评价甚多，绝大多数是褒扬的。

严光是汉代名臣严助的第六世孙。严氏原姓芈，后裔改姓为庄。东汉时为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姓严。严光的父亲叫严迈，曾任南阳郡新野县令。严光专攻《尚书》。

严光随父居住新野期间，与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刘秀相识，互相探讨学问。后刘秀起兵，曾五次请严光到军营商议军中要事。东汉建立，刘秀三顾茅庐，亲笔致信，希望严光辅佐，然严光淡泊名利，清高脱俗，以“昔有若唐尧德行远闻之帝王，亦有如巢父、许由般洗耳不从之高士”相告，表明心迹，后归隐桐庐富春山。

严光是一位风骨高洁之士。北宋主持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仰慕严光的耿介兀傲，击案高呼“吾爱严子陵”；词圣苏东坡赞美严光的行为恰似“耿耿清风”。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喻严子陵钓台，是一本“开卷令人双眼明”的好书。南宋高宗赵构追封严光“奉议大夫”，制文极尽溢美之词。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将“云台”与“严陵祠”相比较，感叹“云台”不敌“严陵祠”。清康熙朝的“中州先哲”吕履恒，颂扬严光高洁的精神之魂，犹如翱翔天空的鸿雁，那么多东都洛阳的名士，也难及他的一只翅膀。即使到了近代，戊戌变法的风云人物康有为评说，单凭严光“怀仁辅义天下悦”这一句，对当政者已是“片言为政固已足”，郁达夫在《钓台的春昼》一文中也寄托了对严光的感怀。

也有少数持不同看法的，主要说严光身怀大才而不为国家所用，明太祖朱元璋为儆天下不肯入仕的名士，专门写了《严光论》。但古往今来无论哪位文人，对严光“耿直清廉”之风还是加以肯定的。

在近期学习党史中，我读到《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内有一篇《讲堂录》，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预科学习期间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毛泽东写道：“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王之师也。受业太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在这篇笔记里，毛泽东肯定严光是一个既具远见卓识又能“正风俗”的人，他“力讲气节”功成不居的风节，可以起到影响当时与后世的作用。毛泽东推崇严光是一个具有抗争精神的人，在那个“专制时代”，严光那种“不屈于帝王”的勇气，在封建士大夫之中确是“高尚不可及哉”。

作为熟谙历史的毛泽东对严光的这一评价，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当然，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毛泽东曾就严光不仕光武之史事，与同学萧瑜有过一场辩论，表达了自己不以为然的一面。毛泽东认为，古代贤者可分三类，一类是“办事之人”，一类是“传教之人”，还有一类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对于这三类人物，都应给予肯定和推崇，然而，那些“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则更可贵也更可佩。在当时毛泽东的心目中，范仲淹就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严光虽然能够“正风俗”，终究没有出来“办事”，不能不令人憾然。

后来，毛泽东在对待柳亚子的态度上，也坚持这一原则。一九四九年春，柳亚子在《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诗中写道：“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称自己将在等得南征的捷报传来后，便像严光隐居子陵滩一样回家乡分湖养老去。不久，毛泽东赠诗柳亚之《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中和道：“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毛泽东写诗，善于在借古喻今、抒情言志中阐明事理。在这首诗中，毛泽东以富春江对子陵滩，通过用典，以生动、风趣、幽默的语言，劝告柳亚子不要归隐，而应继续为国家和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意义更是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