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银坤

百江松村，有南宋白描线刻“泗洲菩萨”摩崖石刻造像一组，高约120厘米、宽约100厘米，画面白描线刻，泗洲菩萨端坐莲花台上，两侍者分侍两侧，左侍手持锡杖，右侍手捧净瓶，右上角刻七级浮屠塔。

有题记，高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内容为：“当村徐庆安同妻陈二娘施财，建立泗州菩萨一堂，长生供养，所祈福祉，追荐亡考三郎往生净土，仍保一家人口四季平安，求望遂心，诸般殊意者。淳熙戊申七月十八日，庆安立，石匠徐赵盈”（淳熙戊申为淳熙十五年，即公元1188年）。

南宋时期，广大群众对世俗生活非常关注，而对现实生活中的忧愁和困惑，只能求助于祈祷，在他们的意识中有反映现实的强烈愿望，这样，佛教美术就与现实生活统一在一起。因此，在浙江一带，对于泗洲菩萨的信仰，一般祈求以免去灾祸、解除旱灾、保佑平安为主。这与泗州菩萨的传说有关，相传泗州菩萨为解除人间旱灾，违背天帝旨意，偷雨救灾降甘霖，因此被贬谪，而各地老百姓建堂以纪念。

我国人物画自东晋顾恺之至唐阎立本、吴道子都各有独特笔法，顾恺之的游丝描，行笔细劲；阎立本的铁线描，行笔凝重；吴道子的柳叶描（亦称莼菜描），行笔雄浑圆厚。到了宋代，画家们对于用线的研究更为精进：于笔法绵密中求疏朗，遒劲中见温润，法度森严而变化多端，进而形成以李公麟为代表的白描法。

李公麟以文人士大夫身份在绘画上博取前人之长，把过去画家作为粉本的白描画法确立为一种画种，使之独立成科，谓之白描法，人称“扫去粉黛，淡毫轻墨”。其作品力求以简洁、概括、明快之线赋形造像，具有“不施丹青而光彩照人”的效果。他的白描作品《维摩演教图》，在严整的法度之中有流畅之美，严谨准确的线条和谐流畅，宛如行云流水，舒缓自如，具有迷人的韵律，简洁生动地描绘出佛经故事中维摩诘居士的含蓄、深沉、宁静的精神气质。同样的，桐庐松村的南宋白描“泗州菩萨”摩崖石刻造像，具有典型的南宋白描法画法特征——“线条流畅、舒缓自如、行云流水般的韵律赋予了泗州菩萨‘含蓄、深沉、宁静’的精神气质”。我们是否可以从南宋定都杭州，偏安临安成为杭州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成为当时天下第一大城市、亚洲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都城之一来试想：当时分水地区与都城临安唇齿相依，受临安的辐射，分水地区的文化事业迅速发展，诸多的文化名流驻足分水，可谓人文荟萃，甚至有皇亲达贵置别业于此地。这当中我们不能够判定是否有南宋宫廷画院画师也驻足于此，或许他们广泛接触社会，影响了当地民间画师画风，还是这件作品本身就是依据画院画家粉本而镌刻的。但是，我们从“泗州菩萨”摩崖石刻造像中领略到了南宋人物画的时代风格特征，从中读出了南宋院体画的一些信息和它的深远影响力。到了明代，钱塘人戴进以其非凡的创造力和独特的风格创立了“浙派”，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以地别命名的绘画流派。其实，浙派与当时院派（亦称院体），同受南宋院体影响，浙派的宗师戴进、吴伟曾一度进入宫廷，后来流落社会，成为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不同的是，浙派画家在继承的同时，更注重了个人笔墨技法与画风的变化，笔墨更为粗简放纵、洒脱爽劲、酣畅淋漓，所绘物象，结构严谨，描绘准确，形成劲爽精微、豪迈简括、秀逸之致。作为绘画流派，浙派在明代前期与院派同为画坛主流，追随者甚众，影响颇大。直到现如今“新浙派”的崛起，浙江美术的繁荣，其总源就是南宋院体画。

在松村这样偏僻山间小道旁还存留着南宋白描法画法的人物画作品，让人沉醉，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