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村是我的第二故乡。1969年1月，我与杭州一中的同学们一起来到合村插队落户，被分配到大琅大队第四生产队。1972年1月，我离开了生活三年的合村。

在合村插队的那些日子，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强体力劳动。先前，同学和家长都以为去黑龙江农村才叫艰苦，去江南农村插队会比较轻松些。事实上，从下乡开始劳动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深切体验到在南方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同样很艰辛。

处于丘陵地带的合村，开门见山，耕地很少。那时，合村的主要农作物是一年两季的水稻，再加一季小麦或油菜。这些水稻田分布在各个山坞，山坞是指山与山之间的狭窄平地，也有少量梯田分布在山坡上。

那时，村子里没有大路，生产队里连手推车也没有，几乎所有的运输都是靠人用肩膀挑。在农业生产中，从水稻的育苗、拔秧、插秧、施肥、收割、晒谷直到送至碾米站加工，没有一个环节能离开扁担。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一天都离不开扁担，例如每天都要去河里挑水。

肩挑成为农业劳动要过的第一关。我下乡之前，印象中的扁担是“杭嘉湖”一带用的竹扁担。竹扁担弹性十足，挑担时会有节奏地晃动，具有韵律感。但是在合村，人们很少用竹扁担，一律都是木扁担。木扁担缺乏弹性，但比竹扁担更结实，承重量也更大。通常用右肩挑担，左手会拿一支被称为“搭柱”的木棍，架在左肩上，插到扁担下面，分摊双肩的力量，这里的人挑担几乎是不换肩的。

当地人常以挑担的重量论“英雄”。在评价一个人的劳动能力时，一般不会说他一天能插秧几亩几分，也不会说他割稻有多快，而总是会说他能挑多少斤重的担子。大琅三队有一个叫郑恒年的人可以轻松地挑起250斤重的担子，我们都羡慕不已。

运输不同的物品会用不同的工具，如竹制的簸箕、木制的水桶和粪桶，还有篾制的箩筐。用的最多的是竹簸箕，运送秧苗、猪栏肥、红薯、石头等等，都是用簸箕来装的。簸箕的两边有竹条做的把，把的上面有一个环，挑担时将扁担插进环里。簸箕的把都很短，这样可以在挑担时抬高簸箕的底面，避免与地上的物体碰擦，方便行走在山间小路或田埂上。而对于我这样一个瘦高个子来说，这很要命。要蹲下来把装满重物的两个簸箕挑离地面，是很费劲的事。这个挑担起身的动作很像杠铃深蹲练习中的蹲起动作，需要腿部和腰部有很大的力量。我感觉挑担起身比行走还要困难，那时，我恨不得自己能长得矮一点。

挑担走长路时，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不时地停下来歇力。歇力时，用“搭柱”顶着扁担的三分之一处，后面的那只簸箕搁在地上，前面的簸箕翘起来。由于搭柱差不多与人肩同高，这样，继续行走时就不需要再做蹲起的动作了。挑担时，要尽可能减少歇力的次数，每到想歇力的时候，就咬咬牙再坚持多走一点。如果是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一起挑担，要排队行进。只有第一个人停下来歇力，后面的人才能停下来。如果前面的人不停下，你再累也得坚持。在烈日之下，大汗淋漓地排着长队挑担，看着前面每一个人都迈着碎步，有节奏地向前行走，此时，我最盼望的事，就是走在最前面的人快点停下来歇力。

挑担上山是最困难的，空手走山路都不容易，何况还要挑这么重的担子。每登高一步，都是一种坚持。这个时候，“搭柱”就不插在肩上了，而是拿在手里，成为一根登山杖。

挑担既是对体力的考验，更是对意志的考验。有人说，一头挑着气喘吁吁的身体，另一头挑着坚韧不拔的意志。

我的第一条木扁担是房东姚贤明大叔送给我的，这条扁担特别结实，挑300斤的担子都不会压断。整条扁担的厚度都超过3厘米，无论挑多重，扁担两头都不会抖动。我在扁担上写了“百炼成钢”四个字，勉励自己早日过关，成为干农活的行家里手。

劳动的如此艰苦是我们以前不曾想到的。夏天的抢收抢种，又称“双抢”，指的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为了确保早稻和晚稻都有足够的生长期，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早稻的收割和晚稻的插秧。这是农村劳动中最艰难的时节，我们每天起早摸黑，劳动在田间。在赤日炎炎的日子里，我们光着膀子，割稻子、打稻谷、拔秧、插秧，挑着担子来回奔跑。皮肤晒脱了，又长出来。那时，我们不知道暴晒对皮肤不利，我们只知道一身黝黑的皮肤是健康，是力量，是无比的骄傲。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挑的重量也越来越重。有一天，我发现右肩上长起了坚硬的老茧，感到非常高兴，这表明我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那时候，我们把肩上的老茧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资本。

有一次，我与生产队长王云进一起干活，那天下着雨，田埂很滑，要光着脚挑着很重的猪栏肥料，走过泥泞的田埂，送到水稻田里施肥。中间要上几个很高的台阶，实在不容易。我咬着牙，一担又一担地把肥料送过去，顺利完成了任务。收工的时候，王云进队长说，个子矮的人根本无法做这样的事。他还说，这样难度的活儿，我们大琅四队没几个人能完成。他的话可把我给乐坏了。

我仔细观察过别人的扁担，发现有的人用的木扁担也可以在负重时让扁担两头灵活晃动。制作这样的扁担，需要把扁担的两头削得很薄，使用一般的木材是无法做成这样的扁担的。于是，每次上山砍柴，我都会特别留意，希望能找到像碗口那样粗，但木质特别坚硬的树。但谈何容易，我们能够在附近的山上砍到手指头粗的茅柴，就已经很不错了，只有去很远很高的山上才有可能找到好的木材。后来，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年轻人送给我一根很好的硬木，正适合做扁担。有了好木头，还需要好木匠。祝庆师傅是我们合村最好的木匠，他答应给我做扁担。祝庆师傅的工场就在他家里，记得就在大队碾米站很近的地方。祝庆师傅很忙，我把木头交给他以后，不好意思去催他，只是每天故意走过碾米站，远远地朝他家张望，看看扁担加工的进度。但扁担太小，根本看不见。一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下午，很多人都转告我，扁担做好了，可以去拿了，感觉是整个生产队的人都知道祝庆师傅给我做扁担的事了。我高兴地去祝庆师傅家拿来了新做的扁担。这支扁担很结实，中间厚，两头薄，挑起担子时，扁担两头上下晃动，觉得格外轻松。祝庆师傅还把剩余的一小段木头还给我，说可以拿回去当柴烧，我真的把这段木头拿回去了。后来有人跟我说，这样做是很不礼貌的，说我无论如何不该拿回这小段木头。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为这件事后悔。我特别喜欢这支新扁担，在上面写了“重任在肩”四个字。这支扁担伴随着我，一直到我离开合村。

离开合村后，就再也没有用过扁担，但是扁担情节一直在。每当回忆在农村的那些日子，眼前总会出现挑着担子走过田埂的画面，一个负重前行的画面。

知青生活艰苦中也有乐趣。我们大琅大队共有17个知识青年，都是杭州一中的同学。我和胡文超、王沪东共住在一个知青屋里，知青屋的墙是用泥土垒砌的。屋内的墙上贴了一张很大的世界地图，地图的左边写上“身居茅屋，眼看全球”，右边是“脚踩污泥，心怀天下”，这是当时知青中很流行的话。地图上面是：“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这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一句唱词。有线广播里几乎每天都播放《智取威虎山》，王沪东同学可以把全本《智取威虎山》包括伴奏音乐都背下来。

为了能听到更多的音乐，我们到合村小学去借来了一只陈旧的唱机和一批旧唱片。这种唱机没有电源，是用手摇的。操作不方便，音质也不好，而且还经常中断。但是，我们还是乐此不疲，有空的时候就聚集起来听唱片，直到这只唱机彻底坏了。

知青们偶尔也有集体活动，印象最深的是春节前去处在深山里的大溪村慰问农民。都说大溪的风景很美，一开始，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心想，山里再美也无法与西湖相比。那次，我们一行十几个人，从大琅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缓慢行走，经过支援和金星两个村，只见路两边群山起伏，林海莽莽。正像乡亲们所说，越往里走，景色越美丽。转眼进入牛水坞，开始出现潺潺的溪流，那清澈的溪水顺着山势在路边流淌，我们赤脚跳入小溪，快乐地嬉水。过了牛水坞，就进入大溪村了，我们看到连绵起伏的山峦，透明清澈的溪水，感觉真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有位同学说，把这里的风景拍成照片，每一张都可以印在挂历上。还有一位同学说，如果让城里人也来这里玩，那该多好啊！我们这些来自美丽西子湖畔的人都被这里的景色折服了。

那天我们向大溪的乡亲们表示了问候，还表演了一些小节目。有人唱《红灯记》选段，也有人唱了《沙家浜》选段。我以前曾在杭州一中民乐队学吹唢呐，那天我表演了唢呐独奏，吹奏了一首《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我还干过一次很惊险的活，让木头在溪中漂流。生产队的用材林都在高高的山上，运输木材下山是个难题。木材砍下来后，先把一条一条的木头放到小溪旁，等待下大雨后涨水，让这些木头随大水流往下游。木头在水面开阔的地方汇集，然后扎成木排，再将木排沿着河水运送到外地。那天大雨后，原先缓缓而流的小溪一下变得水流湍急，先前放在溪边的木头都冲入了水流中，但溪中间有许多岩石，很多木头都夹在岩石之间。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夹在岩石中的木头拖出来，使木头继续往下漂流。我们每个人手拿一根竹竿，竹竿头上安上一个铁钩，将铁钩扎进木头，用力往外拖。我们在岩石之间跳来跳去，将木头一根一根地拖出来。这活很累也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激流之中。每当我们拖出一根木头，看到木头随着湍急的溪水顺流而下的时候，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几十年以后的现在，合村成为漂流胜地，我虽然没有机会去尝试漂流，但我可以想象得出漂流者那种惊险、刺激、搏斗的快感。

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是宝贵的财富，我很珍惜在合村务农的三年经历，使我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最真实的感受。这种感受一直影响了我此后的职业生涯。

我后来长期在电信部门工作，在农村的那段经历使我特别关注农村的通信设施建设。

2005年，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移动决定全面建设农村移动通信网络，却遭到了来自国际投资银行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建设农村移动网络投资太大，会影响公司的财务业绩。我用我在农村生活的实际经历说服了他们，告诉他们改善农村的通信设施是多么迫切，这是我们的责任。

记得多年前有位同学给我寄来一张照片，那是建在合村的一个移动通信基站的铁塔。他告诉我，移动通信已经覆盖合村。看到熟悉的土地上高耸的移动铁塔，我兴奋不已。要知道，当年我曾在合村邮电所给我在杭州的父母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足足等了3个小时。

2016年我在南非开普敦参加非洲移动通信论坛，我演讲的题目是《农村地区的移动宽带》。我在演讲时显示了一张我在合村从事农业劳动的照片。当我演讲完毕，很多参会者与我交流，他们认为，我对农村移动宽带的关切一定与我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有关。

五十年过去了，农村面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生产不仅实现了机械化，而且正在实现网络化和智能化。今天的合村，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旅游风景区，开创了漂流活动旅游项目，还建起了现代化的滑雪场。合村的农民告别了扁担，告别了锄头、镰刀等伴随了他们几千年的农具，我为合村的发展变化感到由衷的喜悦。

（作者系中国移动原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