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英

　　因为机缘巧合，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礼器碑》（明末清初精拓本）成为我一年来心摹手追的一本奇书，每天晚上，不对着它看几眼，总感觉一天还有事情没有做完，睡觉都不会香的。翻开书页，斑驳、残缺的文字缓缓述说着一个“追惟太古”“造立礼器”“以尊孔心”的故事，而藏在文字背后的一段历史亦显影而出。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东汉永寿二年立，是东汉重要碑刻，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文记述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增置各种礼器、吏民共同捐资立石以颂其德事。碑侧及碑阴刊刻捐资立石的官吏姓名及钱数。

　　鲁相，鲁郡之相；韩敕，字叔节，河南京城人。按照东汉的县级地方建制，相，相当于县令或县长，韩敕曾担任鲁国（列侯封地，称侯国）的县令（相不隶属于列侯，但负责为列侯征收租税）。在这期间，他向皇帝奏请“复颜氏亓氏邑中繇发”，就是免除孔子母亲颜氏和妻子亓氏在乡里的工役和兵役，同时主持制造祭祀用的礼器等，修饰（孔子）宅院、庙堂，疏通河道，清除了黑红色的淤泥，并注入新鲜的水流，以此来表达对孔子的敬仰之情。

　　东汉初期，尊孔崇儒之风盛行，但随着封建统治阶级“倍道畔德”，政治日渐腐败，“民不聊生，族类离散”。韩明府（敕）却“独见天意”：“复圣二族”，“修造礼乐，胡辇器用，存古旧宇，殷勤宅庙”，以自己的方式“追惟太古”，崇尚儒家文化，倡导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他的做法仿佛一股“清流”，自然得到了老百姓的称颂，“四方士仁”“敬咏其德”，决定树石刻铭，记载其事迹以传于千年万载。“惟永寿二年，青龙在涒叹，霜月之灵，皇极之日”在公元156年阴历七月初五，《礼器碑》卓然而立。

　　公元156年，距今1864年，经过一千八百多年风雨的淬炼剥蚀，鲁相韩敕的名字在历史的碑廊里熠熠生辉。

　　“永寿二年”正是桓帝刘志当政，是东汉时期最为黑暗的一段历史，东汉由盛转衰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斑驳、残缺的墨迹仿佛为那一段不堪瞩目的历史“背书”。

　　“永寿”是东汉桓帝刘志的年号。东汉，刘秀开国。说起刘秀，桐庐人应该就会想起严子陵（严光，字子陵）。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落笔就写到：“先生，光武之古人也”，严子陵是光武帝刘秀的老朋友，他们俩曾在一起读书，刘秀当上皇帝后，想请严子陵出任谏议大夫，遭拒，严子陵隐姓埋名到我们桐庐富春山隐居了。这是题外话，还是接着说桓帝。桓帝是东汉第十一位皇帝，146～167年在位，在位21年当中，曾七度改元，是中国历史上改元次数最多的一个皇帝，“永寿”这个年号共使用了3年，公元155年、公元156年、公元157年。除此，“建和”、“和平”、“元嘉”、“永兴”、“延熹”、“永康”都曾是桓帝的年号。桓帝不仅改元多，宫女也多。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有诗句描写唐明皇“后宫佳丽三千人”，而这个桓帝后宫宫女多达万人。他还先后册立了3个皇后，史上有“三多”皇帝之称。“桓帝淫于色”，使东汉走上了“国祚废”的不归路，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上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东汉时期的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洛阳），于途中有感而作《述行赋》，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在《出师表》发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他对汉室倾覆“未尝不痛恨叹息于桓、灵也”。

　　历史的足音虽已远去，但历史的遗迹总在提醒后人以史鉴今。

　　俗话说“开卷有益”，《礼器碑》，还让我见识了古人的诸多“礼器”，真是让人大开眼界。现在这些礼器大多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徒有其名了。如盛酒用的罍、觞、觚、爵、角，切肉用的柤，盛肉用的梪，盛水用的笾，以及承放礼器的棜禁，等等。

　　《礼器碑》被后人奉为学习隶书的极则，明末清初书法家郭宗昌《金石史》说：“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可惜对于书法，我还是个门外汉，对于碑文的字画之妙尚未能领略其堂奥。正因为此，《礼器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会是我的枕边书，从看《礼器碑》的第一眼开始就被它征服，而引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读书给我更多的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