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丰子恺，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因为他的漫画集《护生画集》，因为他的散文，因为他和弘一法师的特殊关系，因为他是中国美院院长……原因实在是太多太多，不得不提的就是他的缘缘堂，多次在他的散文中出现。但是描述笔墨不多的缘缘堂，却成了文学界的珍闻雅趣。

　　为什么丰子恺对缘缘堂如此钟爱？就从一九二六年丰子恺搬进立达学园的新宿舍后说起吧。那年秋天，弘一法师云游经过上海，来到丰子恺的家中，丰子恺与弘一法师商量，想为自己的居所命名。法师叫他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自己喜欢而又可以搭配的字，团成许多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两次阄，两次拆开来却都是“缘”字。于是就将居所命名为“缘缘堂”，并当即请弘一法师写了一幅横额，装裱后挂在永义里的居所中，这便是“缘缘堂”名称的由来。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厅堂，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名称。以后，无论丰子恺迁居到哪里，他都会把这幅横额挂在哪里，哪里就成了“缘缘堂”。直到一九三三年春天，才在故乡石门湾建成一座像样的宅院，“缘缘堂”有了真正的形。

　　缘缘堂是老屋淳德堂拆建而成的，由丰子恺亲自绘画设计的一所中式构造的宅院，高大、轩敞、明爽，又具有朴素、深沉之美。缘缘堂是一栋三开间的朝南楼房，楼房有一个水泥地的大天井。后面隔开一个院落便是三件平房。平房后面一个小天井，有个后门通向叫作大井头的后街，东边留出了一条狭长的三角地，拦以矮墙。

　　楼下中间是厅堂，西边是主人的书斋，东边是食堂。厅堂正中悬挂着马一孚先生题的堂额“缘缘堂”三个字，两旁挂着弘一法师写的一堂《十喻赞》大屏，下面中间则是挂着吴昌硕画的老梅中堂，中堂旁边是弘一法师写的一幅大的对联：“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大对联旁边挂着主人自己写的杜诗对联：“暂止飞鸟才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东室挂的是沈子培的墨迹和八幅古画。西面书房里也挂着几幅对联。

　　说到吴昌硕的画，就想起初中语文课本中丰子恺先生写的《竹影》一文中也提到了吴昌硕的画，丰子恺父亲的房间里就挂着吴昌硕的《芥子园画谱》，在文中也多次提到父亲对中国画和西洋画的见解，可见丰子恺的文学素养受其父亲的影响极大。

　　堂前大天井里，南壁有一个半圆形花坛，种着樱桃、蔷薇、凤仙等花木，西南角里还有一个扇形花坛，曾种着一棵柳树，柳树枯死后改种了芭蕉。正是把“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词意体现在了自己的宅院里。后院和三角地也种满了各色的花木。

　　主人的书斋里、卧室里，除了不少书架外，还有许多的书籍，藏有各样图书一二百卷，不乏珍品。弘一法师剃度前所赠的纪念品，全藏在堂内。

　　石门湾的缘缘堂时期，对于丰子恺来说，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亦或是创作上，都可以说是“黄金时代”。虽只住了五年的光景，但到这时候，丰子恺才过着明窗净几的写作生活。檐下铁马叮当，堂前燕子呢喃，环境幽静，诗意盎然。

　　只可惜，这样的生活并不长。抗战爆发后不就，缘缘堂就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毁了，从此丰子恺和缘缘堂永诀。“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带着民族恨、家园仇，丰子恺用笔写下了《还我缘缘堂》、《辞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等充满战斗激情的檄文，以此来控诉日寇侵略我中华的法西斯暴行。

　　现在，缘缘堂已旧地重建，完全按照原来的风格样式和布局摆设建造，极好地保持了原貌，成了文人墨客争往参观的好地方，其实也是一代文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