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骏

　　刚去北方读书的那年，少不更事的我开始抽烟、喝酒、逛舞厅、玩游戏，出手大方地为女友买款式新颖的时装和档次不低的化妆品，以博得那位城里的高傲公主妩媚一笑。这些虚荣与满足，都是我毫不心疼地，用父母的血汗钱换来的。

　　渐渐地，我靠编织谎言从父亲那里骗钱的伎俩，似乎越来越不奏效了，正在外地打工的父亲，似乎有所觉察，不再有求必应。想想也是，我一个月八百元的生活费，几乎是父亲半个月的工资，而我的许多农村同学每月的开支，几乎从来都不超过三百元。

　　父亲将钱卡紧的时候，在堕落的泥淖里越陷越深的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在家种地的母亲。

　　这时，我才惊觉，自己竟然一个学期都没给母亲写过一封信，不识字的她倒是托人给我来过几次信，可我总是对信中“好好读书，注意身体”的内容兴致全无，甚至从未想过哪怕是只语片言的回复。心念及此，不觉隐隐有了一丝愧意。不过这个念头也只是稍纵即逝，我一门心思全在钱上了。随着学期结束日趋临近，饭店和网吧催债的频率越来越高，更令我头疼的是，因为没钱满足女友的要求，她已发出拔蜡吹灯的威胁。

　　想来想去，依自己对母亲的了解，我觉得唯有实话实说，不让她有所猜疑，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悔过自新，她尽管会伤心，会生气，但最终一定会汇钱过来解我燃眉之急。

　　求助的信发出去后，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逐渐从信心满满，变成焦急等待，直至彻底绝望。再写信，显然来不及了，而村里又没有一部电话。不久，打击接踵而至，要债的要到班里来了，让我颜面扫地，好说歹说，债主才勉强同意我下学期还钱；期末考试亮起的两门“红灯”，又让我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雪上加霜的是，无论我怎么苦苦哀求，女友依旧决然地离我而去。心里对母亲那个恨呀，像水银泻地似的，溢满全身的每一个角落。

　　寒假时，我灰头灰脑地回到家乡。刚到村口，迎面撞上了我一向十分尊重的四叔，没想到的是四叔一见面就劈头盖脸给了我一记耳光。我一下子愣怔住了。在四叔痛心疾首的训斥声中，我似乎看到了这样一幕场景：风狂，雨急，天寒。我那不识字的母亲，拖着长年被病痛折磨的身体，手拿着儿子的来信，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泥泞的乡道上。在恶劣的天气里，她穿过一条条巷道，走过一座座桥，只是想骄傲地告诉亲友们，她在城里上学的儿子来信了，她的儿子一直惦记着家里，挂念着她！而所有看过信的人，出于对她病体的忧虑，心照不宣地避实就虚，读给她听的是我漫不经心的问候。这使她愈发激动得手足无措，并做出带着信去邻村亲戚家的决定。去三里外的北村，得经过一座偏僻的陡桥，兀自兴奋着的母亲，不料脚下一滑，一骨碌滚了下去，头重重地磕在了桥下的树墩上，顿时人事不省。在天寒地冻的雨天里，她在泥水里泡了好几个小时，手里却一直捏着那封面目全非的信……

　　“要不是有人发现，也许你妈就……可她直到出院，也不肯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和你爸……唉……”在四叔沉重的叹息声中，悔恨和羞耻的泪水，早已凉凉地爬满了我的脸，我蹲下身去，无法自抑地掩面恸哭。

　　我的不识字的母亲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