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吴文昶先生是老朋友了，在做人和故事创作上，他对我影响巨大。

记得1987年的1月中旬，当时我已是《故事会》的特约编辑，并且每年都有发稿任务。临近发稿的过程中，编辑部交给我一篇作品，我接过来一看，是吴文昶的《李三苟做官》。这篇作品主要讲有个叫李三苟的农民，因他的妻子被提拔为副县长，他一时间在乡里成为红人，乡政府任命他为“对外联络部”主任，利用他与县里公关。李三苟由于自身的局限，一次次被人当猴耍，结果到最后家也没了。

这篇作品贴近生活，较早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而且故事有趣，人物形象也有特点，已通过终审，但编辑部觉得作品还有几个问题：一、人物基调，李三苟不是个小混混，也不是坏人，他是被人利用的；二、作品有些地方较拖沓，一些事例较多见；三、如果李三苟不是坏人，那么就凭几次吵架，他老婆王丽英刚当上副县长就和他离婚，显得不合情理。领导的意见，这几条必须改。

当时我们排字还在用锌版，发稿周期较长，我接到任务时离发稿日子已经很近了，经请示领导，决定请吴文昶来上海改稿，并让我全程陪同，“改完放人”。

吴文昶，当时在故事界已经很有名气，也是我的创作前辈了。因为都是作者的缘故，所以我们相互之间作品读得多但无深交，从我读作品的第一印象看，这次改稿任务还是很重的，吴文昶愿意改吗？

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们有了第一次面对面的近距离的接触。改稿的地方条件很差，是在沪东文化宫旁一所简陋的招待所里。一见面，我刚叫声“吴老师”，他就连连摇头：“叫老吴，叫老吴，我读过你很多作品的，你比我厉害，我要叫你老师。”这让我受宠若惊，两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吴文昶很认真地听我传达了编辑部的意见，和我一起讨论修改方案，接下来就在简陋的招待所动笔改稿，我们边讨论边改稿，这一改就是三天两夜。

当时条件确实艰苦，吃饭，没有食堂，就在外面买碗面条，买点饼干。睡觉，招待所人声嘈杂，加上改稿的压力，他一直跟我说，晚上睡不着。而改稿进展也不顺利。前两条意见，即人物形象和拖沓，还较好改，我们边讨论边落实，用了一天时间，基本上解决了。难点就出在第三条意见上，王丽英为何同意离婚？为了找个理由，我们曾想过让李三苟气愤之下打了她。吴文昶改出来后，觉得与人物性格不符，再说十多年的夫妻，即使吵嘴动手，也不会说离就离。后来我们又设计李三苟有个母亲，作为孝子的李三苟听了母亲的话，与王丽英离婚，但这样一来又多出一个人来，又要让母亲有戏，故事越写越长。那段时间，我看得出吴文昶心里很痛苦，他烟抽得很多，小小的房间里经常是烟雾环绕，弄得招待所的服务员都过来提抗议。

这改稿的过程既漫长又折磨人，也真是把吴文昶弄得“死去活来”（事后他多次和我说，当时有阳台的话，他就会跳下去）。当我带去的一本稿纸用完后，我也失去了信心，准备就这样算了。但吴文昶硬是坚持下来了，他说得最多的是“再想想，再想想”。

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天的晚上，我们读到一篇报道：说某派出所捣毁一流氓团伙。这则报道真是让我们眼睛一亮，王丽英离婚的理由找到了。当晚，我们讨论的结局是，王丽英早年被流氓强奸，是李三苟收留了她，并且作为一个秘密从未对外人说起过。后来王丽英当了副县长，乡政府利用李三苟与她公关，在屡遭挫折后，李三苟一怒之下，当众说出这个秘密。这事对王丽英打击之大，离婚也就合理了。

第三天上午，《李三苟做官》完成，走出招待所，我们大有出了牢门之感。

《李三苟做官》后来发表在《故事会》1987年第六期上，第二年，在第二届《故事会》优秀作品大奖赛评选中被评为二等奖（名列第一位）。

这篇故事，奠定了我和吴文昶的友谊。也正是通过这次改稿，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是老作者的认真和严谨。从此，我不管是当作者，还是当编辑，都坚持把改作品当作提高质量的的一道非常关键的程序。从新故事的特点看好作品（故事）是改出来的，吴文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作者系《故事会》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