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英

中国古人但凡遇大事要事，必刻石立碑铭记之。

桐君山摩崖石刻是见证文化文明流变的代表性物证，堪称“石头上的文学史”和陈列在桐庐大地的“书法博物馆”。

桐君山现存有两方摩崖石刻，镌刻着同一个人名字——张久可。记载了张久可留题刻石之事，然世人对张久可其人其事知之甚少。今查遗补漏，考述其人其事，对研究元代以来桐庐人文历史具有现实的启迪意义。

张久可何许人也？他与桐君山又有怎样的故事？

“至元后戊寅九日，句章小山张久可来游，咏、羽二子侍。”该摩崖位于桐君山西侧山腰横道下斜口；“嘉熙末季，县令赵清卿凿山径三百丈，茅塞之至。后百年为至元己卯，四明张久可来□而辟之，人皆以为便。”这一石刻在桐君山顶桐君祠西侧，“来”字后“而”字前有一小块石头脱落致残缺，因时间久远、风雨侵蚀，石刻的字迹有些漫漶，拂去尘埃，显影岁月的痕迹。 据残余笔划判断，可确定为“游”字。该刻为桐庐发现的首处元代摩崖，非常罕见，弥足珍贵。

后至元（1335年~1340年）是元朝第11代皇帝惠宗（顺帝）的年号。因为元世祖忽必烈已使用过“至元”年号，为了加以区别，称为“后至元”。句章，据清朝雍正年间《宁波府志记》载：“秦置句章县”，句章县县治称句章城，为宁波第一城。现在的宁波从句章古城承继发展而来，由“句章”指代宁波古意氤氲。四明，山名。四明山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故“四明”成为宁波的别称。这两块分别刻于（后）至元戊寅（1338年）、（后）至元己卯（1339年）的摩崖让宁波人张久可在桐君山上嵌进了他斑驳的履痕，他“来游”桐君山，又为何会对“茅塞之至”的山径“□而辟之”？

一

元代摩崖石刻如同元青花瓷存世数量稀少，这两方摩崖石刻的含金量自然显而易见，其拓片都已被收入吴宏伟先生主编的《桐庐石刻碑志精粹》一书中。

“戊寅”摩崖的右下方有元代诗人俞颐轩“潇洒桐庐郡，江山景物妍。问君君不语，指木是何年”的题诗。这首五言绝句，首句直接引用了范仲淹《潇洒桐庐郡十绝》中的名句“潇洒桐庐郡”。范仲淹在景祐元年（1034年）正月“出守睦州”刺史，景祐元年六月“奉命移知苏州”，范仲淹在睦州任上时间其实很短，公务之余一气写成《潇洒桐庐郡十绝》，可见他对桐庐郡这方山水的热爱。“潇洒桐庐范公诗”的广为流传，为桐庐赢得了潇洒的美名。“问君”“指木”典出桐君山的传说。相传，黄帝时有老者在东山结庐炼丹，悬壶济世，分文不收。乡人感念，问其姓名，老人不答，指桐为名，乡人遂称之为“桐君老人”。山也以“桐君”名，县则称“桐庐县”。后世尊桐君老人为“中药鼻祖”，桐君山为药祖圣地。题诗巧妙嫁接、化用名句和典故，短短二十个字描绘出一幅桐君老人“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画面。石刻落款时间是“至元后己卯三月十一日”。张久可“来游”与俞颐轩题诗刻于同一石，时间一前一后（从天干地支的纪年方式可知，“寅”（虎年）“卯”（兔年），紧挨着前后年），这是巧合还是俞颐轩与张久可本就是同道中人？

前一位题名者俞颐轩，未能查得其生平资料，但后一位题名者张久可却大名贯耳。

“己卯”石刻刻着历史的“伏脉千里”。张久可游桐君山之后，他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在历史的纵深间流漾着儒家民本思想。百年间，元代张久可和南宋县令赵清卿为同一件事操心，那就是如何让人能方便地登临桐君山。

桐君山，古称东山，又称浮玉山、小金山，山高58米。郁达夫在《钓台的春昼》中写桐君山：“说起桐君山，却是桐庐县的一个接近城市的灵山胜地，山虽不高，但因有仙，自然是灵了。”郁达夫第一次游桐君山是民国11年（1932年）坐船到对岸再摸黑登山“月夜来看”，而过了三四年后，他能坐公共汽车到桐君山脚了，再次到桐君山是夕阳西下时。现在的桐君山，宛若城市公园，山脚通国道，过江悬索桥，游步道拾级而上，登山游玩轻松惬意。但相较于当代的便捷，在古代桐君山只有凿出来的山径。嘉熙末年（1239年），县令赵清卿“凿山径三百丈”。百年后“至元己卯（1339年）”，这条山径已是“茅塞之至”，张久可“□而劈之”。一“凿”一“劈”，桐君山径“人皆以为便”。县令，按《职官典·郡县》载：“政令之长也”。两宋时期，在以县为单位的最高地方掌管就是知县、县令。张久可效仿前朝县令所做之事，他也曾到桐庐任职？

中国人历来崇尚留名，循着两方刻着“张久可”名字的摩崖石刻去探寻，找到了更多有关他的信息，张久可是谁的疑问正一点点清晰起来。

唐诗、宋词历来为人们所高度重视，并予以充分深入地研究，惟独元曲的代表作家张久可似乎被人遗忘了。元曲共留下4250余首（套）作品，而张久可一人却独占全元散曲作品的五分之一以上，今存散曲886首（套），是创作数量位居第二的乔吉的4倍多。一位作家的创作在一个朝代的同一文体中占有如此高的比例，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长期以来，后人论元曲，常把他和马致远、乔吉并称为元散曲大家，但从创作实践和作品的影响来说，马、乔两人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张久可最终使元曲获得正统文学的地位。明清以后的散曲家，大都以张久可的作品为圭臬，刻意模仿，追求他的艺术特点和意境。著名的散曲家如明代的陈铎、杨慎、金峦、沈仕等人，清代的朱彝尊、厉鹗、许光治、吴绮、吴锡麒、吴藻等都是追踪张久可的散曲风格，像厉鹗还直接效仿张久可的文体，写下了诸如《春思效张小山体》《秋思用张小山春思韵》等散曲。在中国的散曲史上，张久可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张久可散曲在语言文字上达到散曲创作的最高水平，取得了最高成就，而他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后世曲家的圭臬。由于艺术成就很高，因此在生前，他的作品已风靡全国、盛行于世。元代220多位散曲作家中，将散曲作品结集传世的仅有张久可、张养浩、乔吉3人，但张养浩、乔吉的散曲集均只有一集，且都在临死前或死后才刊行于世，而张久可不仅在元代已有四本散曲集传世，而且他的《今乐府》《苏堤渔唱》《吴盐》等散曲集在他盛年时已广传于世。在元散曲家杨朝英和胡善仔的元朝散曲选集《阳春白雪》《乐府群玉》中，张久可的入选作品都是最多的。

清代官修《四库全书》在元代所有杂剧和散曲集中，惟一收录了张久可的散曲别集《张小山小令》二卷，并在总目提要中说他的散曲“遣词命意”，实能脱其尘蹊。故虽非文章之正轨，附存其目，以见一代风尚之所在焉。文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中论曲家以张久可为最详，并认为张久可“尤翛然独远耳”。

二

延祐二年（1315年）元朝恢复科举考试，张久可虽年已四十，但仍几次参加考试。由于元朝科举制度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两榜录取，对汉人、南人的要求特别苛刻。张久可尽管有满腹经纶，写得一手妙文，但结果仍然落第。所以在他曲中常慨叹功名的无望。如“望长安，前程渺渺鬓斑斑……功名半纸，风雪千山。”（《殿前欢·客中》）“两字功名四十秋。羞，死封不义侯。村学究，且读书青海头。”（《金字经·次韵》）从这些曲句中，我们可以推知他在40岁后，曾数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功名”却仍是“望长安，前程渺渺”。因此张久可50岁后仍不得不重操旧业，不断奔波于江浙各地，充任典史、县吏等掌管文书的低级官吏。在浙江，他做过桐庐典史，到过德清、金华，甚至在78岁高龄之年，仍在松源（今淳安）做监税的小吏。为了谋生，他甚至不得不改年减岁，以求下职。元人李祁《云阳集》中《跋贺元忠遗墨卷后》说：“因记余在浙省时，领省檄督事昆山，坐驿舍中，张率数吏来谒，一见问姓名，乃知其为小山。时年已七十余，匿其年数，为昆山幕僚，遂与坐谈天。”至正八年（1348年），他已经78岁了，但仍在松源监税。

典史古称县尉，是中国古代县级行政长官之一，元丰改制（1078年~1085年）后之宋尉定为从九品，为品级最小之秩官。元代县尉改称“典史”，明清两代也常称典史。典史是一县的“治安官”，负责社会治安、征税、房地管理、审理民事案件、监管商业活动等，元朝虽也实行尊文崇儒的政策，但作为文化人，儒士的地位、出路和境遇始终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从“九儒十丐”之说，可以想见当时儒士的现状。

张久可哪一年到桐庐任典史，史志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从石刻“以记岁月”可知大概在“至元后戊寅”（约1338年前后）。张久可广交吴越名士，通过以文会友的翰札方式与马昂夫、贯云石、赵孟頫等文士保持频繁且有深度的交往，如元代著名诗人、诗词理论家钱惟善有诗《送张小山之桐庐典史》，张小山即张久可，张久可号“小山”。

送张小山之桐庐典史

钱惟善

君家乐府号吴盐，况是风姿美笑谈。

公干才名倾邺下，小山辞赋擅江南。

霜清万木丹青变，雨暝千峰紫翠寒。

悬幕从容钓台去，临流应得漱余酣。

在《送张小山之桐庐典史》这首诗中，钱惟善对张久可的能力用“公干才名倾邺下”来评价。可即使像张久可这样有“高才博识”的儒士也依旧无处施展才能，只能沉抑下僚。在元代，桐庐县属建德路管辖，典史乃是一位地位低微的吏官，张久可却在任内做了两件受老百姓欢迎的事情，尤其是慷慨捐俸重修桐君祠一事为人称道，被人吟而诵之。《张小山捐俸重修桐君祠》是元末明初桐庐隐逸诗人徐舫的诗。

徐舫（1299年~1366年），字方舟，自号“沧江散人”，桐庐人。徐舫与张可久有交集之作，徐舫七律《张小山捐俸重修桐君祠》用诗意的语言为叙事张本，带读者穿越到桐君祠重修、落成的现场，桐君山的环境、张久可的形象如在眼前：

先生远有烟霞趣，镌玉捐金隐者祠。

瑶草久荒云一片，碧桐仍见凤双枝。

芙蓉日静文书暇，杖履春来啸咏迟。

他日幽期何处好，寒松花发鹤归时。

桐君祠初建于北宋元丰年间，距今已有九百多年，因为战火、坏损，已经过多次修复、重建。最近一次修复是包括桐君祠在内的整个桐君山的提升改造，从2021年5月30日开始，由桐庐县人民政府出资，经过近八个月时间的施工改造，桐君祠、江天极目阁、桐君白塔等桐君山景区内各基础设施和风貌焕然一新，有让人一见“女子眉纤，额下现一弯新月”的心动，而“碧桐仍见凤双枝”表达了古今所有桐庐人的愿望：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他日幽期何处好，寒松花发鹤归时。”徐舫与张久可的约定也因有桐君山的见证而涛声依旧。

史载，张久可为谋生不断奔波于江浙各地，典史一职薪俸低微，他能慷慨捐俸重修桐君祠，足见他对桐江山水的热爱。

三

张久可任职桐庐典史期间，桐庐的山山水水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印，甚至因沾上了他那字字珠玑般的诗文而流光溢彩，令人神往。

典史是个闲差，闲暇时光，张久可杖履游览桐君山并吟诗作曲，在《桐江上小金山》这首散曲中，他这样写道：“芦花浅水钓舟闲，老树苍烟倦鸟还。浑疑多景楼前看，……”他看到了什么？桐江上小金山。多景楼，是江苏镇江一处古建筑，与岳阳楼、黄鹤楼齐名。张久可用轻松的笔调抒发了心中对桐君山的喜爱：“樵唱沧浪外，钟声紫翠间，小似金山。”在桐庐这样的“造化绝高处”（孟郊《送无怀道士游富春山水》），张久可寄情山水，找到了他的心灵栖息地。富春江流经桐庐时又称桐江，“桐江”这一地名，经常出现在张久可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如《殿前欢·桐江即事》等，可见他对这片山水的一往情深。

殿前欢·桐江即事

挂诗瓢，骑牛闲过问松梢。不知世上红尘闹，花掩云巢。乌纱白纻袍，桐君药、严陵钓。山椒暖翠，沙觜寒潮。

曲中“挂诗瓢”之典出自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唐球》：方外之士糖球，写诗后把稿子捻成团，纳之瓢中，后临病投瓢于江，流至新渠，有人认出是“唐山人瓢也”，才将捞上来。此处用典，写出了文人爱诗又崇尚自由之意。“桐君药、严陵钓”化用桐君老人在桐君山采药炼丹为百姓治病以及严子陵在富春山隐居垂钓的传说故事。《桐江即事》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了张久可的“这一天”，他戴着乌纱帽穿着白纻袍，身背药葫芦，手拿钓鱼竿的形象呼之欲出。“山椒暖翠，沙觜寒潮”，山中的树还是一种温暖的翠绿色，而江上沙鸥的嘴衔来了寒潮的讯息。虽然抛开俗务“不知世上红尘闹”，但张久可心头有挥之不去的对功名无着的隐痛，世事瞬息万变、转眼自己就老了。一声叹息也从另一个维度透出了他在桐庐做典史时甘愿捐出俸禄重修桐君祠的初衷：捐出微薄的薪水，重新修缮显得破败的桐君祠，既表达对桐君老人的推崇仰慕，也为自己曾在此任职生活留下若干痕迹。在桐庐，张久可也多次拜谒严子陵钓台，留下数曲题咏钓台的散曲。在散曲中他借巍峨高台和不竭的沧浪之水抒发自己怀想先贤淡泊明志的理想。“不恋朝章，归钓夕阳，白眼傲君王。”（《寨儿令·过钓台》），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对严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气节极为推崇，歌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张可久翻出新意：“光，千古照沧浪。”足见这位曲家的“不羁之才”。

“兴亡千古繁华梦”是张久可散曲《人月圆·山中书事》中的句子。《山中书事》莫名地让人联想起晚唐桐庐诗人方干的诗《山中言事》。而曲中“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活用方干的另一首诗《题悬溜岩隐者居》中两句“惯缘险峭收松粉，常趁芳鲜掇茗芽”。其手法如同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脱胎于孟浩然的“孤帆天际看”一样。李白毫不掩饰对孟浩然的感情“吾爱孟夫子”，而蕴藉如张久可把方干视为“知己”的心曲隐在他的字里行间。“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三句鼎足对，写尽了世事沧桑。

张久可为散曲巨擘，这二方题刻近七百年来如和璧隋珠，一个典史或许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张久可的名字却被嵌进了桐君山文化肌理中，桐江山水间回响着他的啸咏：“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