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天忠

桐江书院正门

01

“与君初相识，犹似故人归。”用这句诗来形容我和仙居桐江书院的相识是再贴切不过了。初次接触，那种亲切、自然，就像久别的乡党，丝毫没有拘束的感觉。

桐庐至仙居皤滩乡，346公里，“桐江”之名何来？

桐江书院周边无江，之所以以桐江为名，当然是缘于晚唐桐庐籍诗人方干。

源头一滴水，世界一条河。

钱塘江顺着新安峡谷奔流而下，不舍昼夜，当它走到大约水系的中游——桐庐这个地方时，似乎有了歇一口气的想法，于是，富春山在此处被自然深切一刀，江道变宽了，水势变缓了，切口这个地方，也不知哪年哪月，就生长出了鸬鹚湾白云源。

这条江让天下人熟知，要感谢来自盛唐唯一的布衣诗家孟浩然。最早记录“桐庐江”一名的正是孟浩然。他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离乡赴洛阳，而后漫游吴越，在杭州经钱塘江逆流而上到桐庐，留下数篇诗作，其中以《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最为流传。

这首诗似乎是古人第一次直接称这段江面为“桐庐江”，按其本意，大概也是因为这段江面在当时的桐庐境内。三国时（225年），孙权析富春县部分置建德、新昌（后改寿昌）、桐庐三县。所以，从广义上讲，称桐庐江为富春江是可以的。富春江在秦汉时全长为110公里，桐庐单独设县后，自建德市梅城至桐庐县段称为桐庐江，长42公里，所以才会有桐江80里一说。因此，孟浩然以“桐庐江”称呼桐庐县境内的这段河流，是合乎情理的。以笔者所查，似乎孟浩然之称桐庐江为史籍中最早者。据此，孟或为“桐庐江”的命名者。

比孟浩然稍晚的陆龟蒙有诗：“洛客见诗如有问，辗烟衝雨过桐江。”唐懿宗咸通年间诗人汪遵有“严陵何事轻轩冕，独向桐江钓月明”诗句，但直到晚唐，一位名叫方干的诗人在鸬鹚白云村诞生，这条桐江，才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了存在感。

方干，字雄飞，《唐诗选》中说他是个“一生声名颇盛而功名不就的诗人”。

元朝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之“方干篇”开篇就说“干，字雄飞，桐庐人”。并这样描述他：“幼有清才，散拙无营务。大中中，举进士不第，隐居镜湖中……”意思是说，方干这个人蛮有才华，但一直散淡粗疏没做成什么事。唐宣宗大中年间，他参加进士科考没有考中，后来就去镜湖隐居了。这里说的镜湖，也称鉴湖，是由东汉水利专家马臻在会稽（今浙江绍兴）任太守时创建的蓄水灌溉工程。

“幼有清才”的方干，一直到去世也没能真正踏入仕途，终身布衣。究其原因，他的样貌大概要负很大责任，方干的颜值放在当今一定会被网友们调侃为长相“炸裂”。

方干有一个外号叫“缺唇先生”，《唐才子传》中说他“干貌陋兔缺，性喜凌侮”。之所以“兔缺”，有说是他小时候与大人对诗时偶得妙句，兴奋之余跌落台阶摔破的；也有说是他聚精会神推敲诗句时踩空摔倒咬破的。

唐文宗太和年间，方干当过“杭漂”，带着自己的得意诗作去拜会钱塘刺史、诗坛大佬姚合，姚合看了他一眼，就不想再搭理他了。在当时的诗坛，姚合的名气很大，与贾岛并称为“姚贾”。但读了方干的诗作后，姚合“骇目变容”，大为惊叹，不但对方干“厚礼以待”，还与他一起游山玩水。

方干一直心怀凌云之志。在《别从兄郜》中，他写道“展翅开帆只待风”“愿取文章达圣聪”。可即便有姚合这样的大佬赏识，方干想步入仕途，却总是不太顺利。唐文宗开成（836—840年）、唐武宗会昌（841—846年）、唐宣宗大中（847—860年）年间，他屡试不第。

直到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4年），方干举进士第。这次考试，他的成绩很好，但有人向皇帝奏报：方干虽然有才华，但科举之名不能给相貌缺唇的人，不然周边各族会以为中原没有人才了。这是方干这辈子距离功名最近的一次。他愤懑无比，自知功名无望，索性归隐山林，后来还有了个“镜湖处士”的雅号。

不知道方干从前是怎样渡江的。那时的江岸，是否激浪排空或者水天寂寥？桐江鸬鹚古渡口，是一个让人暗生离情别绪的地方……尤其是在宽阔的江面，一船颠簸横渡，更有着一眼望千年的苍茫。方干离开时，还放大了这种离愁。留下了一首《怀桐江旧居》，其中有“乡音自是一方言，唯把归心付酒尊”，便是注脚。

方干有个忘年交叫孙郃，仙居板桥人，是唐乾宁四年（897年）的进士，也是皤滩历史上最早的进士。当年桐庐方干才华出众，蜚声大江南北。孙郃专程前往桐庐拜见方干，方干极为器重，将孙郃引入家中“烹鱼煮茶，品茗言欢”。孙郃拜师于方干。之后，孙郃盛情相邀，方干云游到了板桥，见这里云絮绕山，溪流如画，茂林修竹，芳草幽兰，美得如仙境一般，十分欢喜，就带上全家老少来寓居，“后世子孙遂家于此”。详情可见《仙居板桥方氏宗谱》，因此，方干也就成了仙居板桥方氏大宗的首祖，台州、温州的方氏均由此发脉。

唐光启四年（888年），方干在会稽逝世，被他的门生尊称为“玄英先生”，归葬于桐江。

孙郃还写了一首《哭玄英先生》，“官无一寸禄，名传千万里”，以缅怀方干。但讽刺的是，唐光化年间（898—900年），经左补阙韦庄奏请，方干被朝廷追赐进士出身，又经宰相张文蔚奏请，又被追封为左拾遗——这个官职的主要作用，是国家有遗事时（政策决策失误）拾而论之，是重要的谏官，白居易、杜甫都当过左拾遗。

方干也算是有了“官身”，但尚不足登志入传，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评论方干“贫归故里生无计，卧病他乡死亦难。放眼古今多少恨，可怜身后识方干”，仍将他归入“布衣”一类。

方干去世后，他的学生整理了他的诗集，即以《桐江集》名之。

从桐庐到仙居，在今天看来，这段路不算太远，从高速路上自驾车，完全可以朝发夕至，但在一千二百多年前，方干可是走了一个多月。方干来仙居，“爱其山水佳秀，挈家寓焉”。他虽没有在仙居终老，但他的子孙却在仙居开枝散叶，开启仙居方氏一脉。后来仙居方氏建造书院，书院当时称鼎山堂，直至元皇庆年间（1312—1313年）才扩建成书院，易名为桐江。这在明谢铎的《赤城新志》及光绪《仙居县志》里都有比较明晰的记述。

家山毕竟富春山，桐江书院滥觞于桐江方氏，桐江文韵的延伸岂止八十里。

02

到桐江书院的时候，下起了雨。讲解员风趣地说：“桐江书院有个神奇的现象，只要是文史界的朋友来，这里常常会有一次喜雨欢迎大家！”

天色灰蒙，雨点“啪、啪、啪”地落在树上，敲在青灰色的石板路上，敲在雨伞上“嘣嘣”直响，落到泮池里开出朵朵白色的花，瓦檐织起了一道密集的水帘。眼前是庄严肃穆的书院楼阁深院，耳畔是风声、雨声、水声，迷雾苍茫中，这声音穿越千年幻化成书院士子吟诵论辩之声。

如果历史是一块雨幕，那么在演绎桐江书院故事的舞台上，徐徐降下来的幕布是这样的：

960年，北宋在开封建都。

北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福建人陈襄来到仙居任县令。

陈襄（1017—1080年），字述古，侯官县（今闽侯）古灵乡人，宋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终身在外地为官，历经三朝，北宋名臣。陈襄擅于识人，《宋史》卷321《陈襄传》记载：“在经筵时，神宗顾之甚厚，尝访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范纯仁、苏轼至于郑侠三十三人对。谓光、维、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不当久外；谓侠愚直敢言，发于忠义，投窜瘴疠，朝不谋夕，愿使得生还。帝不能尽用。”经筵者，御前讲经也。在陈襄给神宗的推荐名单中，还有孙觉、李常、曾巩、苏辙、程颢、刘载、王安国、张载等。陈襄与苏东坡交谊甚厚，陈襄比苏东坡年长，苏东坡任杭州通判的时，陈襄正担任杭州知州（太守），两人曾留下数十首唱和诗，当然这是后话。

陈襄在面对这片当时“民风朴野，罕知读书，民穷多变，监狱患满”的“朴陋之区”时，意识到了做出改变的必要。

北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陈襄在当地始创学宫，扩建文庙，张贴文书要求乡民遣子弟入学，并礼聘学者讲授经史辞章，还亲自写下《劝学文》。“夫人之为善，莫善于读书为学，然后而知礼义孝悌之教……”全文数百字，通俗易懂，很快在民间流传开来。仙居百姓纷纷把孩子送来上学，县学，就这样办了起来。

那以后，仙居办学之风日盛，陈襄也被当地人尊为“仙居文教之祖”，可见陈襄在九百多年前的声名。

1127年，北宋灭亡，南宋建立。距离仙居两百多公里的杭州被升为临安府，成为南宋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南宋乾道年间，仙居皤滩，一位叫方斫的当地名士有了办学的念头。

前有鼎山叠翠，后有溪水萦回，东有鉴湖烟柳，西可登临道渊山——这处位于今皤滩乡山下村与板桥村的交界之地，钟灵毓秀，十分契合书院的清幽气质。方斫在这里建起的鼎山堂，便是赫赫有名的桐江书院的前身。

八百多年的风霜岁月，让这个蕞尔之地，成为仙居重要的文化根脉之一。

偏安的南宋政权无心北伐，大兴文治。书院这种办学方式分担了朝廷培养科举人才的责任，以其学术独立性，使新兴的理学得到广泛传播，也使这些知识界的领袖们在朝野上下获得尊重。

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方斫建起了讲学之所。

方斫，字宗璞，号子木，是方干的第八代孙，亦有作九世孙。我对讲解员此说一直存疑，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访方干故里，正巧方干八世孙方楷考中进士（为宋天圣八年进士）荣归乡里，应方楷之请，范仲淹写了两首诗，一首为《留题方干处士旧居》，另一首即《赠方秀才》。如果宋景祐元年（1034年）方楷为方干八世孙，那南宋乾道年间（1165年）的方斫，无论如何不会是方干八世孙或九世孙，二者相差整整一百二十多年，我未考证，暂且存疑。

方斫生平事迹旧志记述甚少，仅民国《台州府志》有百余字的传文，大略称其“以经学名，在绍兴间（1131—1162年）为诸儒领袖，学者尊之曰韦溪先生”。他死之后，方氏家族为其建了祠堂，还请时人郑公鲤专门写了一篇《韦溪先生祠堂记》。记中誉其“潜心六经，卓然屹立于众醉独醒之中，遂为东南学者表正之师”“心传道统，学为儒宗，群弟子接迹咸盛”。

方斫是宋乾道八年（1172年）特科进士，后来做了嘉州（今四川乐山）文学。后来方斫放弃追求功名仕途，继承先祖旳遗愿，在仙居皤滩，开坛讲学、收徒授业，终老一生。

方斫颇有远见，一直致力于开拓科场宦业、培养学者儒士。他创立的书院，进一步推动了儒家思想在仙居的传播，并对浙东南一带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桐江书院以民间学术机构的形式出现，促进了当地科举的成就，培养了众多的文人儒士，在方斫诸多学子中，学有成就的有陈庸、张布、黄宜等。

陈庸，字时中，仙居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中进士，比恩师早了21年。历御史台主簿、常州知州、太府少卿、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抚州知州、提点江西刑狱等，为官以廉洁著称，卒后朱熹特著挽诗以吊。

张布，字伯敷，临海人，乾道八年（1172年）与恩师中同科进士，历任太学博士、枢密院编修、宗正丞、工部侍右郎官、秘书丞，终朝散大夫，著有《六经讲解》行世。

最出色的为天台黄宜。宜字达之，生有远器，笃学不倦，对于“典礼、名物、度数，掇取经传同异，不贯通不已”，深受方斫倚重，登淳熙二年（1175年）进士，历官定海主簿、和州教授、长州知县、庆元通判、大理寺丞、处州知州、大理寺少卿、秘书少监兼国子司业、中书舍人、太子侍读、工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等职。为人简重端默，学务实践，立朝多有建白，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卒赠金紫光禄大夫，累赠少傅。撰著有诗集二十卷，《掖垣制草》二卷，《读书手抄》二卷，药书十卷。

同时，以桐江书院为载体，方斫以其人格魅力和学术修养，吸引了南宋当时一流的学者，如朱熹、王十朋等名士。

0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其实，一个书院亦是如此。

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43岁时任台州祠禄官。到了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同时兼主管台州崇道观，也就是现在的天台桐柏宫。几年中，与其诗酒唱和的诗人甚多。

浙东任职期间，桐江书院必然要留下朱熹的踪迹。

朱熹与桐江颇有渊源。乾道五年（1169年），东南三贤吕祖谦、张栻、朱熹曾会聚严州书院，讲学辩论，天下名士和他们的门客也汇聚严州，共同推进宋代理学走向巅峰，

朱熹仰慕桐庐前代隐逸高士，严子陵钓台、桐君祠和方干故里均留下了他的足迹，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绍兴十八年（1148年）六月，乾道五年（1169年），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十一日，朱熹四次踏足桐庐，留下了《水调歌头·不见严夫子》《七律·桐庐舟中见山寺》等诗。对范公创办龙山书院尤为激赏，一直为其心念所系，他在一首五言绝句中写道：“严之水沦漪，其山复苍苍。子陵钓游地，草木有余光。”并留下对范公“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的赞词。

置身于书院的清幽之境，看见道渊山、眠山、赤山三座小山鼎足而立时，朱熹挥笔写下了“鼎山堂”三个行书大字，几个字书写在一块长210厘米、宽84厘米的匾额上，据说，在右下方的落款处原本有“朱熹”二字和书写的年月，后被毁。这块“鼎山堂”匾额几经辗转，现挂在重建的桐江书院的前殿檐下。

朱熹甚至把儿子送到这里来读书。清光绪年间的《板桥方氏宗谱》收录了一首据传为朱熹所作的送子入板桥桐江书院勉学诗：“当年韩愈送阿符，城南灯火秋凉初。我今送郎桐江上，柳条拂水春生鱼。汝若问儒风，云窗雪案深功夫。汝若问农事，晓烟春雨劳耕锄。阿爹望汝耀门闾，勉旃勉旃勤读书。”

桐江书院还承袭了朱熹为湖南岳麓书院制定的《朱子书院教条》为书院学规，具体内容有5个方面：一是像尧舜时代那样实行“五教”，即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教学目标（教之目）；二是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五要”为教学的基本方法（学之序）；三是向学子们提出了日常修身治学和为人处世的三方面要求，即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这对后世学子影响很大。

在《板桥方氏宗谱》的记载中，南宋诗人王十朋也与桐江书院颇有渊源。

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王十朋以宋高宗赵构御笔亲批“经学淹通，议论醇正，可作第一人”，登榜状元。

王十朋与桐江极有缘分。绍兴三十一年辛巳（1161年）王十朋五十岁时乞祠返乡，路过桐江，王十朋自然听过范公夜宿隐茅，与方楷夙夜交谈的故事。他来到桐庐，又怎能会错过拜谒方干故居的机会？他在《在严谿钓台之宋东前对方湾，有岩花颇幽奇》一诗中表达内心的感受：钓濑云山外，岩花瀑布边。却疑方处士，诗思涌成泉。

王十朋与方斫谋面时，一定聊得不亦乐乎，从桐江方氏祖居，到“睦州诗派”，从“清芬阁”到《桐江集》等等，王十朋在此讲学。王、方二人相知相惜，感情渐厚，在得知方斫建成鼎山堂后，王十朋便亲笔写下“东南道学世家”“理学名宗”两块匾额，送至书院。

在这些大儒名士的参与下，书院声名鹊起，闻名遐迩，“四方之学士文人，负笈从游者尝踵相接”。为了解决远道而来求学者的生活费用，方斫在书院“旁置义田数十亩，以备四方来学膏火之费……”桐江书院不仅分担了朝廷培养科举人才的责任，促进当地科举取得突出的成就；另一方面，书院以其学术的独立性，使新兴的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单就众多的门徒来看，桐江书院的确培养了相当多的人才，如淳熙二年（1175年）进士黄宜、特科进士方刚，端平二年（1235年）特科进士方一新，景定三年（1262年）武科进士方初，咸淳元年（1265年）武科进士方裕等。

虽然朱熹、王十朋早已人去影没，但他们在桐江书院的传说却被不断地演绎传播。人们对他们始终不渝的崇敬，也确实是发自肺腑的。

04

时光翩跹，岁月倥偬。自宋朝至清朝，政权更迭，兵燹毁坏，桐江书院几次被毁又几度重建。

元代皇庆年间（1312—1313年），桐江书院由方志道重建。

方志道，字成之，号兰亭，方斫为其先祖。这个人的生平事迹没有太多文字可以考证。可知的是，方志道也是一位儒士，重建桐江书院后，他便与先祖方干一样，纵情山水去了。

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桐江书院毁于倭患。到了清代乾隆辛亥年（1791年），桐江书院原址上仍旧是一片废墟，当地一个农民在锄田时挖到过一片嘉靖年间的书院遗瓦。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叫张龙圻的诗人，留下了一首描写自己寻访桐江书院遗址的诗，名曰《鉴湖映月》：“满目玻璃夜静时，天心水面两相宜。菱花看向波中落，桂影才从镜里移。鹊结柳梢惊寒蝉，鱼潜萍毯畏垂丝。当年奇迹任人在，景仰先生百世师。”

清代同治九年（1870年），在方干三十二世孙方作梅等后人的牵头下，桐江书院于原址上重建，历经三年而成，“为四合院式结构，主体建筑为前后两座讲堂，雕梁画栋，石柱圆形，粗壮雄伟，其上镌刻有歌颂先贤及书院的对联多副”。至此，倭患300多年后，桐江书院重新建起，绵延至今。

民国期间，书院曾被改为祠堂；1949年后，书院里办过山下小学。

“文化大革命”中，书院遭到破坏。朱熹手书的“鼎山堂”匾额被藏至湫山乡方宅村，王十朋手书的“东南道学世家”“理学名宗”两块匾额被毁，“柱上的对联或被凿空，或涂上了石灰才得以保存”。

近年来，为开发旅游，仙居县政府组织重修桐江书院，并于2022年9月30日开始试运营。

重建后的桐江书院景区占地150多亩，书院主体由正门、鼎山堂、大成殿及东西厢房构成，灰墙黑瓦，周边点缀着牌坊、状元桥、长廊、古戏台等景点。

走进景区，便看见一座石牌楼，为三间六柱石坊，高7.24米，牌楼横梁上写着“东南道学世家”，正是当年王十朋赠予方斫的字。而后踏上状元桥，桥也是为了纪念状元王十朋与桐江书院的渊源而建。

桐江书院前，两棵高大挺拔的苦槠树引人驻足，树冠如伞，蓊蓊郁郁，散发着呼之欲出的蓬勃朝气，据说为朱熹亲手所植。

书院大门，两侧的砖墙上分别刻着“文公访道地 殿元受业家”两联。这里的“文公”指的是朱熹，“殿元”则借指王十朋。

桐江书院内，一前一后分别是鼎山堂和大成殿。前殿檐下挂着朱熹亲笔的“鼎山堂”匾额，古旧斑驳；后殿塑着孔子像，一派儒学气象。廊宇内，课堂的墙上，挂着《书院学规》《书院课程》《桐江书院讲授规程暨自修学程》《书院编制》之类当时书院的规章制度。静待半晌，只觉得这满院的屋宇都浸润着清雅的书卷之气。

书院后方，汇聚来的永安溪水自成一潭，清湛如翠，名曰“鉴湖”，鉴湖水环绕书院，名曰“桐江”。

从桐江书院出来，雨渐渐住了，在与桐江书院依依作别时突然想起北宋名臣陈襄的朋友程师孟写的《越山亭》诗：“江山千古仙人地，城郭三春刺史天。文士莫如今日盛，方袍更比别州偏。”

其中“文士莫如今日盛”一句，不正是当年仙居桐江书院昌明和兴盛的写照吗？

抚今追昔桐江书院已然八百年，作为方干故里来访之人，告别之际，我弯下腰来用手触摸脚下的这片土地，眼角不禁微微润湿了。

桐江书院内院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