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羽山房·旧县国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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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依据，将前两册先秦两汉的江南之吴越部分制作成动画，这一区域中的地名，就会像中华文明的花蕾般，一个一个，越来越多，在几乎是空白的地图上绽放。

西周时期，只有吴地一个蕃离，在今无锡，又称梅里，是泰伯奔吴后所筑城。

春秋时，多了延陵（常州）、干隧与泓上（吴县）、御儿与槜李（桐乡）、武原（平湖）、句无（诸暨）、会稽（绍兴）。

战国时期，又加上当时长江出海口的广陵（扬州）、陵阳（青阳）、句章（余姚）、鄞（宁波）、姑蔑（龙游）。

秦始皇二十六年 （前221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鄣郡有了秣陵（南京）、丹阳（宣城）、歙县、黟县和治所鄣县（安吉）。会稽郡加上治所吴县，和丹徒、曲阿（丹阳）、娄县（昆山）、阳羡（宜兴）、乌程（湖州）、由拳（嘉兴）、海盐、余杭、钱唐、山阴、诸暨、乌伤（义乌）。

直到西汉，《汉书·地理志》详列了丹阳郡县十七，会稽郡县二十六，地图上又增添了一些新地名，其中有隶属会稽郡的一个县：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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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典籍以及《史记》和《越绝书》，都没有出现过“富春”二字。检索《金石库初集》也没有。但是，三十年前，西安文物保护考古所入藏一铜甑，为战国楚系青铜器，有四字铭文。《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发表了王辉《“富春大夫”甑跋》一文，对铭文加以释读：“=”是“夫”之省文，而首字则是共“日”而分，二字，是“富春”的合文，于是可断为“富春大夫”四字。他认为，器主“富春大夫”是县邑大夫，则“富春”亦当是县邑之名。

战国楚“富春大夫”铜甑铭文

“富春”见《汉书·地理志》会稽郡，班固自注：“莽曰诛岁”，王先谦《汉书补注》：“今富阳县治西北隅富阳新城。”又《后汉书·严光传》：“（严光）耕于富春山。”唐章怀太子李贤注：“今杭州富阳县也。”这些记载表明富春置县在汉，最早可到秦。而由甑铭可知，早在战国时期，富春已置县，甑铭是考察富春地理沿革的重要资料。

富春原为越国地，越亡后归于楚。楚灭越，依《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在楚威王（前339-前329年）时。此甑为楚器，时代在楚灭越之后，其上限为前339年。

当然，这里说战国时期楚威王灭越后，富春已设县，只是出自推测。连秦置会稽郡有没有下置富春县，因秦祚短暂或秦火焚余，文字记载也是看不到的。确凿无疑的“富春县”一名，最早就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上。但现在的富阳区介绍，包括陈桥驿教授主编的《浙江地名志》富阳县条，都写县乃“秦置”。其实，这是不明体例，将《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条下班固的小字注“秦置”，误以为统摄后文所辖各县所致。这两个字是针对上面的“会稽郡”，而不指下面的二十六个县。这二十六个县是汉置，里面大部分县，前面已经说过了，春秋战国陆续有了。只有后面四个，鄮、富春、冶、回浦，前所未有，只能说是新置的。

明崇祯十五年汲古阁本《汉书》

但历史书写总是有一个增殖过程。因为有了“富春大夫”甑的发现，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七章第七节“富春”条，就用肯定的语气说：“富春原属越国地，楚威王时灭越后设县。”却不知未来的人们，会不会据此把富春设县的年代推到战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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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谭其骧先生1947年《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的说法，“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浙江省境内，各区开化次第有先后，决定了置县的先后，而平原之开发远早于山区。会稽与诸暨是越王的根据地，宁绍平原是越民族资以立国的基本盘，所以开发最早。然后，再东向至上虞、余姚、鄞县，或西南向至义乌、龙游。从春秋战国到秦所设置县名可以看出，除了阳、阴、原、陵等少数，一般字义都古奥难明，据推测应是越语的译音，特点是以“余”“乌”“句”（音勾）为发语词，如御儿、语儿、句无、句章、余姚、余暨、余杭、姑蔑、姑妹、乌程、乌伤等。

汉朝侧重西北，而东南进步缓慢。但始置富春，说明其地位之冲要，开发也渐已成熟。要知道自秦汉到六朝，江海交会、南北津渡处，不在钱唐，而在富春，这是今天的地图所不能反映的。到了三国孙吴，又大力经营这一片龙兴之地，遂析富春县域，设桐庐、建德、寿昌诸县。值得注意的是，从富春置县起，尽管命名之由不得其详，但地名开始有明确可指的意义，富、寿、德、昌，无不寄寓了吉祥美好的愿望。

既然不再是越方言的汉字转写，“富春”一名，即可据字面解释为富于春意的地方。也就是指这一区域日照充足，气候温润，草木繁茂。

“富”就是多。《庄子·天地》曰：“有万不同之谓富。”章太炎在东京给鲁迅等人讲《说文》说：“古福、富要求近，福从‘畐’，富亦从‘畐’；富为人为之福，福为天降之福。”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释“畐”字像长颈鼓腹之器，“充盈于中，因以象征丰满。”“春”原来写作“萅”。《说文》段注云：“从日艸屯。日艸屯者、得時艸生也。屯字象艸木之初生。”也就是与太阳和草木有关，如《尔雅·释天》：“春为青阳。”《汉书·律历志》：“阳气动物，于时为春。”

富春江流域四季分明，平均约四日晴，三日阴雨，光、温、水同步增减，导致植被极为丰富。由南朝梁吴均《与朱元思书》可见，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夹岸高山，皆生寒树。”“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而在吴均之前五百年的汉朝，森林当然更原始而蓊郁。但人居平土，山栖野处者自是寥寥无几，所以比平原地带开发要晚。

《东观汉纪》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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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二字再次见于载籍，就为地方赢得了两千年的名气和流量。《东观汉纪》卷十六“严光”条，只有短短的二十个字：

严光字子陵，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

到了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其“逸民列传”中就衍成一篇五百字的故事，而且活灵活现，先是“披羊裘钓泽中”，然后光武帝隆重聘之来，发“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的感叹，更有光武帝与故人共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致使“客星犯御坐”的天文异象。最后又“耕于富春山”，做成名高千古的隐士了。

然而，严光传说中提到的是富春山，而此山却在桐庐。据康熙二十二年《桐庐县志》：“富春山，在县西四十里，前临大江，上有东西二台，一名严陵山，清丽奇绝，号锦峰绣岭，乃严子陵钓台处也。”山上有子陵田，则严子陵耕处与钓处为一处。从来渔樵耕钓，都是指隐居。此地“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谢灵运《七里濑》），“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沈约《严陵濑》）环境幽绝无伦，正适合山居野处，潇洒尘外。

康熙二十二年《桐庐县志》

问题是，这座富春山与富春县城郭所在地相距百里，按照常理，县不可能借山而称，山也不大会假县而名。这就要把两者之间的一条富春江考虑进来了。富春江何时与因何得名，也不得其详，至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从源头一路写下来，却无此称。吴均《与朱元思书》始见于《艺文类聚》卷七“山部”的“总载山”之下，“奇山异水”也未具名。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二杭州领县九“富春”条，小注云：“汉曰富春，吴置东安郡，晋孝武改曰富阳，西有孙洲。”山南水北为阳，富春能改为富阳，自然是因江而得名。那么合理的推测是，富春江在汉晋之间就有这个称呼了，只是文献湮灭而已。如果说西晋陆机的诗《吴趋行》，“大皇自富春，矫首顿世罗”，多半指的是富春县，那么南朝宋谢灵运的《富春渚》一诗，指的可就是富春江了。题中的“渚”是水边，用如陆机《豫章行》的“泛洲清川渚”。而诗中的城，就明言是“富春郭”。

总之，山与水与城，到底是孰先孰后，孰因孰果，由于史料阙如，也许永远都说不清了。能说得清的是：首先，西汉置富春县。其次，东汉有富春山。第三，汉晋之间应该有了富春江之称，到唐宋已享盛名。唯桐庐以上，经严子陵钓台一段到梅城，也叫桐江。唐宋诗人叫桐江的比富春江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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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改为富阳，是因晋太元中孝武帝避其祖母郑阿春的名讳，凡带春字的都改成阳，如寿春改为寿阳，宜春改为宜阳，甚至改《春秋》为《阳秋》，于是便有了“皮里阳秋”的成语。

还有更早的一次改名，在新莽时期，那是涉及面更广也更不讲道理的行政命令。《汉书·地理志上》“富春”下有注：“莽曰诛岁。”那是王莽篡位后，托古改制，任性改名，把天下郡县名改了一半，如无锡改有锡，东昏改东明，高句丽改下句丽，形同儿戏。富春为何改为诛岁，也不得其详。估计岁为岁星，是个神煞，方士术数以太岁所在及相对的方位为凶方。故改名诛岁应该是魇胜之道，就像把诸暨改为疏虏一样。除此之外，哀帝时封河间王子刘玄为富春侯，正是王莽紧锣密鼓篡汉的九年中。也许富春侯跟王莽有过节。《释名》曰：“罪及余人曰诛。”那么，诛岁一名就意味着杀灭其岁收岁入，带有诅咒和惩罚的恶意了。

严子陵钓台旧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