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庐古诗词大集》编后

始建于三国吴黄武四年（225）的桐庐县，地处富春江中游。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闻名天下的富春山水。“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南朝梁代文学家吴均第一次途经桐庐，见两岸山的伟岸、石的气势、水的灵韵、林的秀色，构成了一个山水洞天色彩斑斓的景致与诗画般的意境，苦闷一扫而光，马上写信给朋友朱元思，与他共享心中的喜悦。《与朱元思书》道尽了富春江畔桐庐的风光之美，诚如吴均所说，能让“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

唐刘长卿曾被贬为睦州司马，“履新”前曾对富春山水念念不忘，写下了《却归睦州至七里滩下作》：

南归犹谪宦，独上子陵滩。

江树临洲晚，沙禽对水寒。

山开斜照在，石浅乱流难。

惆怅梅花发，年年此地看。

北宋张伯玉两到睦州为官，对桐庐山水、风土人情了如指掌。一回，夜宿桐庐江口，但见江水清碧，明月倒映在江面上。清风拂来，诗兴大发，吟道：

桐庐江水碧，百丈见游鱼。

元是新安水，流从下濑初。

清风寒到底，明月静涵虚。

尘土谁难濯，人心自不知。

元代有个叫李桓的诗人，曾官江浙儒学提举。由于“工作”原因，他一生几到富春江。面对一尘不染、清翠碧绿的江水，他直接提出，天下好的山水,从古到今,最受推崇的应该就是富春江：

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

我行三度至，风景数番新。

净碧迎窗入，空青拂面匀。

斑斓工点缀，瘦石自嶙峋。

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李渔，自幼随父母小住桐庐。长大后，求学、赶考、谋生，无数次羁旅桐庐，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了如指掌，每到每新，流连忘返：

景到严陵自不凡，幽清如画始开函。

好山我欲迟迟过，卸却云中半幅帆。

一

桐庐是“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古诗词县级之翘楚”。

早在黄帝时期，桐君老人就在桐庐邑东桐君山上，结庐桐下，采药治病。正如孙纲的《桐君》诗云：

以桐为姓以庐名，世世代代是隐君。

夺得一江风月处，至今不许别人分。

到了东汉，严子陵辞贵而返，独钓寒江。钓出了绝意遁世的旷逸风姿，一身风骨，成为高风亮节的一个标杆。从此，施肩吾、徐凝、方干、严侣、江端友、李康、徐舫、臧槐等一个个出生本土的读书人索性远离考场官场，最终都选择了归隐故里，笑傲林泉。范蠡、许迈、郭文、戴颙、罗甫、贯休、吕本中、黄裳、黄公望、杨维桢、朱翌、刘伯温等一大批文人雅士因爱桐庐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隐逸文化，或短时的寓居，或长期的隐居，超脱世俗、结志养性。这些人不仅留下一个个动人传说，也留下大量的诗词。不仅歌咏了富春山水的美景，表达了诗人悠游林泉的隐逸情结，也丰富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品质。他们的轶事、诗文与优美的自然景观有机结合，使得桐江流域隐逸之风源远流长，长盛不衰。

山水诗的开山鼻祖谢灵运是最早游历富春江的诗人，也是最早描写富春山水的诗人。他来桐庐，写下了《初往新安至桐庐口》《富春渚》《七里濑》《夜发石关亭》等诗，对富春山七里泷一带的山水风光有着较为出色的描写。到了唐代，洪子舆、孟浩然、李白、白居易、杜牧、刘长卿、许浑等90多名诗人来过桐庐写有桐庐诗。唐以降，范仲淹、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袁枚、纪昀、查慎行……先后有1900余位诗人曾经到过桐庐。这些文人才子无不倾倒在富春江的一湾碧水间，留下7000余首吟咏桐庐山水、人文古迹的诗词名篇。他们在富春江畔纵情地挥洒笔墨，抒写内心的情感。陆游在《渔浦》一诗中写道：

桐庐处处是新诗，渔浦江山天下稀。

安得移家长住此，随潮入县伴潮归。

中国是诗的国度，桐庐是诗的渊薮。2015年6月，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授予桐庐“唐诗西路”称号。同年10月，新华网发表了周保尔的署名文章：《桐庐，全国县级城市中留下古诗词最多的县》，文章提出，桐庐不仅拥有“潇洒”的自然山水禀赋，而且是来过桐庐的著名诗人多、留下的诗词佳作多、桐庐本地籍的诗人多的“三多”之地。如此“三多”，足以使桐庐雄居“中国诗词县级之冠”。《今日中国》等媒体相继转载了这条振奋人心的发现。杭州图书馆、浙江及桐庐县诗词楹联学会的文史专家共同对中国县域古诗词做了专题研究，统计表明，到过桐庐的古代诗人并留下的诗词数量，超过了以前有机构曾公布的全国留下古诗词排名最多的任何一个古代城市，而独占鳌头。唐代著名诗人几乎都到过桐庐，写过富春江山水诗。“李太白全集”中直接或间接写桐庐的有12首之多，其中的《古风》《酬崔侍御》，以及白居易的《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凭李睦州访徐凝山人》都是桐庐诗中的名作。北宋范仲淹更是一气呵成，写下了千古名篇“潇洒桐庐郡十绝”，为桐庐立下了千年的城市品牌。

二

在晚唐名家辈出，名作如林的诗坛上，睦州相继出现了一批土生土长的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南宋谢翱的朋友翁衡将其命名为“睦州诗派”：“惟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间，以诗名凡十人，视他郡为最。施处士肩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频、喻校书凫，世并有集。翁征君洮，有集，藏于家。章协律八元、徐处士凝、周生朴、喻生坦之，并有诗，见唐《间气》及《文苑》诸书。皇甫推官以文章受业韩门。翱客睦，与学为诗者，推唐人以至魏汉，或解或否，无以答。友人翁衡取十先生编为集，名曰睦州诗派。”从这段话可知，翁衡所说的“睦州诗派”包括施肩吾、方干、李频、翁洮、章八元、徐凝、周朴、喻凫、喻坦之、皇甫湜等十位睦州诗人，其中方干、喻凫、施肩吾、章八元、徐凝、周朴、喻坦之、皇甫湜等八位是桐庐人。其实睦州诗派桐庐的参与者还有严维、章孝标、章碣、皇甫松、罗万象、陈彀、崔涂、罗甫、何希尧、章鲁封等，组成了一个颇具地域色彩的诗人群体，形成了桐庐现象。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修纂成的《全唐诗》总计900卷，有诗48900余首，作者2200余人，其中桐庐籍诗人有18位，占0.82%。收录他们的诗词1067首，占2.18%。也就是说近1%的桐庐诗人写了2%强的《全唐诗》作品。其中被收录300首以上的作者仅37人，桐庐籍诗人方干为其中之一，名列第25位，可见其诗作之多，诗品之高，诗名之大。《唐才子传》收入共278名著名诗人，桐庐籍诗人11人，占4%。他们是施肩吾、方干、章八元、徐凝、周朴、喻凫、严维、章孝标、章碣、崔涂、何希尧等。施肩吾不仅诗名高，而且是开发澎湖列岛的第一人。我们可能不知道徐凝是谁，但对“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诗句一定不陌生。更为奇特的是，章八元、章孝标、章碣祖孙三代，桐庐坊间俗称“三章”。他们既入《全唐诗》又入《唐才子传》，既收录诗作又列传，足见“三章”在唐代是坛的分量和影响力，这恐怕在全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乾隆《桐庐县志》、光绪《分水县志》载，自唐至清，桐庐先后有164部诗集问世，近30部诗集收入《四库全书》。旧县街道在清末民初有“富春江上第一园”——肖园。主人爱诗，常召集县内外诗人集会肖园，对酒当歌，切磋诗艺，留有《肖园诗集》。

之所以桐庐“盛产”诗人，造访桐庐的诗人也如此之多，又留下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主要原因有五：

一是“天下独绝”的自然风光。“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韦庄《桐庐县作》）桐庐处于中国著名山水风景带，境内群峦叠嶂，溪流纵横，两岸胜迹遍布。境内的“奇山异水”早就通过谢灵运、吴均等人的诗文闻名遐迩，为诗人启发文思提供了“江山之助”，也为本土诗人成长提供了土壤。

二是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物色旁求至汉庭，一宵同寝见交情。先生不入云台像，赢得桐江万古名。”（方干《题严子陵祠》）桐庐历代名人辈出，山川人物，交相辉映。桐君、严子陵两位著名隐士是我国古代文人的精神偶像，严子陵钓台更是古代失意文人的精神家园，诗人在拜谒严子陵钓台的同时，留下名篇佳作也在情理之中了。因前往拜谒的人络绎不绝，严子陵钓台往往成为了歌台、赛诗台。

三是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安史之乱后，北方地区生灵涂炭，“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旧唐书·权德與传》，江东就是现在的长江以东地区，较为富足。五代十国，钱镠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桐庐所在的吴越地区经济繁荣。历朝统治阶层相对注重吸纳寒门士子入仕，这使得读书风气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活跃起来，特别是自武则天以后，又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逐渐走向完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往往会诞生、涌现出了大批天赋极高、成就斐然的杰出诗人。

四是得天独厚的师承基础。以中晚唐为例：严维、皎然、贯休隐桐庐，刘长卿、杜牧、许浑客睦州，白居易、姚合寓杭州，戴叔伦、独孤及、权德與等一大批诗人或游宦、或出使、或侨居，汇集于富春江畔，形成了长安、洛阳以外另一个诗坛中心。他们集会宴东，悠游往还，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大历前期鲍防为官浙东时，与严维、吕渭等30多人联唱，结为《大历浙东联唱集》。桐庐诗人章八元身处“浙东联唱”之中；徐凝师从严维；皇甫湜受“湖州诗会”的顾况、孟郊熏染；徐凝见到方干，“器之，授以格律”，桐庐诗人或向前辈拜师学艺、交流唱和，或诗人群间相互学习，在创作上或多或少得到了前辈的指点、教诲，前辈们为桐庐诗人以其不同的方式追随当时的主流诗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是惊人相似的人生经历。贬谪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杜牧、白居易、刘长卿、范仲淹、苏东坡等，他们一个个一袭青衫，两袖清风，带着失意远离京城。他们大多是饱学之士，贬去的是官职，贬不去的是才思。诗家不幸桐庐幸。他们远去了繁杂的政务、党争的漩涡，与青山绿水为伍、诗词歌赋作伴，虽命运坎坷，却多了一份清闲，“爱此多诗兴，归来步步吟”（戎昱《题严氏竹亭》）

三

纵观桐庐古诗词的发展历程，章利成在《富春江诗歌研究》一文中把它分为初始发轫、繁盛昌盛、持续发展三个阶段。

南北朝为桐庐诗歌的初始发轫期。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斗争激烈，朝代更替频繁。诗人往往随着政权的更替被迫远离政治中。富春江作为重要的交通要道，留下了诗人奔波的身影。包括谢灵运、沈约、任昉在内的诗人，他们游历富春江，以桐庐山水为题材，创作的有关桐庐的诗歌。尽管数量不多，却开启了我国山水诗的先河。

到了唐代，来桐庐游历富春江，拜谒严子陵的诗人更是摩肩接踵。大诗人李白来了，他载酒扬帆，击节高歌，登钓台，进祠堂，发出“永愿坐此石，长垂严陵钓”的感叹。“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移舟泊烟渚”地来了，他不累，“挥手弄潺湲，从兹洗尘虑。”接着，王维、崔颢、孟郊、张籍、白居易、张祜、李频、陆龟蒙、罗隐、吴融、杜荀鹤、王贞白、皎然、贯休、范仲淹、苏东坡、陆游……都来了。唐宋有520多位诗人荟萃于桐庐，或壮游、隐逸；或宦游、考察；或避乱、神游，触景生情，兴至所致，为桐庐写了140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仅仅是本书在浩瀚的桐庐古诗词中收集的冰山一角。唐宋，桐庐诗歌迎来了繁盛昌盛时期。

应当肯定，元明清是桐庐诗歌的持续发展时期。元清两代，受“夷狄华夏”的儒家观念的影响，许多士大夫选择宁愿做旧朝的遗民，也不愿与新政权合作。在元初和清初，富春江畔浓厚的隐逸氛围和深厚的隐逸文化吸引了一大批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遗民的到来，这给富春江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他们把富春江的隐逸文化演绎到了最极致。宋末爱国志士福建人谢翱、浦阳人方凤、桐庐人严侣和永康人吴思齐等，个个都绝意仕途，归隐富春江畔，深慕子陵之风，与气节之士交游唱和，结社钓台，成立“汐社”，写下了大量爱国诗篇。被谢学正夸赞“十年太守桐江郡，万首新诗陆放翁”的方回，在严州十二年，深受富春山水与当地隐逸文化的影响，创作了万余首诗歌。同时，李康、李恭、姚夔、孙潼发、魏新之、姚建和、袁昶、罗灿麟、臧槐等一大批本土诗人再一次崛起，续写了桐庐诗词的辉煌。臧槐在设馆课徒之余，一生写下了3400多首古今体诗。

四

现存的桐庐古诗词大致可以分山水田园诗、咏史怀古诗、送别酬赠诗、民风民俗诗等四大类。

首先，桐庐古诗词是一部山水田园诗的总成。从刘勰的“江山之助”到钟嵘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古人早已认识到环境对于文学的意义。富春江一头连着有“归来不看岳”之称的黄山，一头连着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西湖。它与千岛湖一起组成的“三江两湖”风景区成为浙江黄金旅游线路。沿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茂林修竹，清溪浅滩，竹筏木舟，古寺道观，村野牧歌，目不暇接。但凡到过富春江的文人墨客都会惊讶于这一方山水的清绝。如沈约有“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之感慨；范仲淹有“潇洒桐庐郡，清潭百丈余”之写照；苏东坡有“三吴行尽千山水，犹道桐庐景情美。”之赞誉；刘嗣绾有“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之赞美；纪晓岚有“斜阳流水推篷坐，翠色随人欲上船”之惊叹。行舟于这样的山水之间，本是就是一种享受。

散落在桐庐的乡村，像富春江、分水江两条彩带上的一颗颗珍珠，剔透玲珑，风光旖旎。吴建清、申屠丹荣、李龙主编的《美丽桐庐村景诗集》，从全县84个姓氏的宗谱中收集到古诗词1551首（阙），基本上为描写当地八景或十景的诗作。如清方曰连的《双溪流月》（富春芦茨八景之一）诗云：

玉楼桥东处士涯，劈分流水护晴沙。

几番清赏开宵景，一片明辉漾月华。

波朗未输河引练，藻舒还讶桂分花。

坐堤最喜逢良夜，不帐云多影暗遮。

其次，桐庐古诗词是一部咏史怀古的史诗。严子陵作为范蠡之后江浙地区最著名的隐士，他的到来，又为富春山水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严子陵的隐逸精神与富春山水相得益彰。钓台风光秀丽、交通便捷，但凡途经富春江或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都好吟咏子陵的高风亮节以及富春山水的钟灵毓秀。因此，对钓台的歌咏占据了桐庐古诗词的大半，最能反映出富春江诗歌的特质。如洪子舆的《严陵祠》、施肩吾的《题钓台兰若》、张继的《题严子陵钓台》、杨万里的《读严子陵传》、李白的《古风》、李频的《题钓台障子》、方干的《严子陵祠二首》、司马光的《子陵钓台》、王安石的《钓台》、苏轼的《过钓台》、李清照的《夜发严滩》等。严子陵相较与其他隐者，他更是一个狂奴、客星。在宋代，严子陵得到了极大的推崇，“功名分付云台士，愿学先生事隐沦。”（王十朋《三游钓台》），“同学书生已冕旒，未将换与一羊裘。子云到老不晓事，不信人间有许由。”（杨万里《题钓台》）

其三，桐庐古诗词是一部送别酬赠人文书。送别诗是古人迎来送往，表达人情世故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历年间，越州诗人鲍防、严维等发起的浙东唱；湖州诗人颜真卿、皎然等组织的浙西湖州联唱；宋末元初，浦江吴潜斋设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组织“诗歌大赛”，桐庐有10多人“获奖”，在诗坛上影响巨大。

随着文化中心逐渐南移，文人之间的交往频繁，酬赠诗的数量自然丰富。这些酬赠诗有同乡之间的酬赠，如方干的《送弟子伍秀才赴举》、严维的《酬刘员外见寄》、徐凝的《回施前辈见寄》等；有同僚之间的酬赠唱和，如白居易有诗《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杜牧有诗《夜泊桐庐寄苏台卢郎中》，许浑有诗《酬邢杜二员外》。范仲淹则有《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和葛闳寺丞接花歌》等。也有方外之士与当地士大夫文人间的交游唱和，如僧贯休、齐己、尚颜、虚中、可朋等都曾有诗寄方干，而方干也有诗《与乡人鉴休上人别》等。在所有的酬赠诗当中又数送别诗最为发达。或是送人到富春江一带，如郎士元的《送奚贾归吴》、张籍的《送施肩吾东归》、雍陶的《送徐山人归睦州旧隐》、孟郊的《送无怀道士游富春山水》等，或是在富春江上送人远行，如刘长卿的《严陵钓台送李康成赴江东》、马异的《送皇甫湜赴举》、许浑的《送客归兰溪》等。

其四，桐庐古诗词是一部民风民俗的活字典。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桐庐的许多风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迁徙、生态环境的变化、劳动和生活方式的进化，当地的风土人情有的已经消失。但我们可以从古诗词中找到它的踪影。如范仲淹的《潇洒桐庐郡十绝》，首句皆以“潇洒桐庐郡”开头，写出了桐庐郡清逝静谧的生活环境：“全家长道情“家家竹隐泉”“春山半是茶”；以及当地人悠闲快乐的生活姿态：“不闻歌舞事，绕舍石泉声。”“相呼采莲去，笑上木兰舟。”再如陆游的《秋郊有怀四首》，描绘了一幅秋天庄稼生机勃勃之景，“漫漫荞麦花，如雪覆平野。离离豆子荚，数枝忽堪把。”遍地的荞麦和豆荚，让这忧国忧民的老诗人倍感欣慰。而杨万里的《舟过桐庐三首》写的是诗人早晨舟泊桐庐时看到的景象，有“稚子挑窗出，舟人买菜还”的忙碌，也有“近县人人喜，来船岸岸移”的喜悦，人物形象鲜明，真实的反映了当时当地人的生活姿态。贯休的《桐江闲居作十二首》则记录下了他在桐庐时的闲居生活。“等闲眠片石，不觉到斜阳”，“红黍饭溪苔，清吟茗数杯”，正是他闲适生活的写照。贯休在桐江的岁月是清静的，不受外人的打扰，所以会有“还如山里日，门更绝人敲”的感慨。

一方水土，一方风情。臧槐幽居麂坞，和本村的野老很熟。其《樵父词》《农父词》《牧父词》就是本村人的劳作和生活的真实写照，把最底层的乡民和生活描绘的维妙维肖。如：《樵父词》中“晓集伙伴入山去，何处薪多何去行。归来恰值斜阳落，此唱彼和歌声清”。《农父词》中“负来晨耕稻垅烟，披蓑夜卧茅檐月”。《牧父词》中“午时牵系绿阴中，归来又趁夕阳早”“起视昨日牛栏牛，奋耳掉尾嚼干草。”臧槐在诗中详尽地描绘了当地春节、元宵、寒食、中秋、重阳等节令的民风民俗、婚丧嫁娶风俗习惯。如：“高塚累累挂纸钱，子孙来扫墓门烟。一壶浊酒三牲食，春到清明鬼过年”（《清明踏词歌》）。很好地描写了当时分水一带清明祭祖情景：墓前要摆三牲三素，要挂纸烧钱敬酒，以祭祀亡灵。

桐庐古诗词不论是山水田园诗、咏史怀古诗，还是送别酬赠诗、民风民俗诗，“整体上诗风雅淡，反映出上层士大夫亲近自然、淡泊名利的精神面貌，是中国高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章利成《富春江诗歌研究》）

五

浩繁的桐庐古诗词，早已引起古人的关注。章利成先生通过对富春江诗歌的研究认为，早在北宋元祐八年(1093)，桐庐县令郑琡就开始收集当地的诗歌，并把它编辑出版，名为《钓台集》。此后，到清末汪光沛编辑《严陵钓台志》，此类地方性总集多达十余种。层出不穷的诗歌选集表明桐庐古诗词一直以来为仁人志士所关注。

南宋绍兴年间，董弅于编有《严陵集》九卷。所收诗文，上自谢灵运，下至南宋之初；继董弅之后的开禧年间，舒城、王旉又编集了《钓台新集》；嘉定年间，郡守谢德舆又续编有《钓台续集》。郑琡的《钓台集》、王旉的《钓台新集》、谢德舆的《钓台续集》这三者，是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不断补充完成的。

至明，“严陵钓台集”更为繁多，其编纂始于弘治中严州府推官龚弘。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录有万历四年（1576）陈文焕编的《钓台集》六卷和万历十四年（1586）杨束编的《钓台集》二卷。另外，还有弘治年间邝才编的《钓台集》十卷，正德年间童琥编的《钓台拾遗》和嘉靖十四年(1535)吴希孟编的《钓台集》八卷。

邝本《钓台集》十卷刊行之后，新安程敏政受提学宪副郑君廷纲、太守李君叔恢之托，在邝本的基础之上，重新刊定，加入新旧记文铭赞诗辞六十余篇。程敏政之后，正德年间童琥编有《钓台拾遗》四卷。随后的嘉靖年间又出现了吴希孟等编的《钓台集》八卷。

南宋绍兴年间，董弅于编有《严陵集》九卷。所收诗文，上自谢灵运，下至南宋之初；继董弅之后的开禧年间，舒城、王旉又编集了《钓台新集》；嘉定年间，郡守谢德舆又续编有《钓台续集》。郑琡的《钓台集》、王旉的《钓台新集》、谢德舆的《钓台续集》这三者，是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不断补充完成的。

至明，“严陵钓台集”更为繁多，其编纂始于弘治中严州府推官龚弘。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录有万历四年（1576）陈文焕编的《钓台集》六卷和万历十四年（1586）杨束编的《钓台集》二卷。另外，还有弘治年间邝才编的《钓台集》十卷，正德年间童琥编的《钓台拾遗》和嘉靖十四年(1535)吴希孟编的《钓台集》八卷。

邝本《钓台集》十卷刊行之后，新安程敏政受提学宪副郑君廷纲、太守李君叔恢之托，在邝本的基础之上，重新刊定，加入新旧记文铭赞诗辞六十余篇。程敏政之后，正德年间童琥编有《钓台拾遗》四卷。随后的嘉靖年间又出现了吴希孟等编的《钓台集》八卷。

清代是地方性诗歌总集编撰的繁荣时期，和前两代相比，清人编的“严陵钓台集”的规模较前代庞大许多。《桐江钓台集》十二卷收录钓台诗848首，词27阙，上自南北朝，下迄清朝，为《钓台集》中收集诗词最多之版本。汪光沛所编《严陵钓台志》八卷，收录六朝至清代诗文词。

章利成先生的《富春江诗歌研究》认为，从北宋到清末，“严陵钓台集”主要有12种：

虽然“钓台集”的版本众多，但它们内在有着连贯性、继承性，大多是在已有集子的基础上进行删补修订而成。从编者的身份来看，他们基本为当地的官员，如：郑琡，北宋元祐年问桐庐知县；董弅，南宋绍兴年间严州知州；谢德舆，南宋嘉定年间严州知州；邝才，明成化二十年（1484）严州同知：吴希孟，明嘉靖年间桐庐县令；刘伯潮，明万历四年（1576）严州教谕；陈文焕，明万历年间严州知府；杨束，明万历八年（1580）桐庐知县。

近年来，政府在富春江诗歌的整理方面持续发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桐庐县委宣传部的申屠丹荣先生等先后编集出版了《潇洒桐庐》《富春山水诗选》《富春江名胜诗集》《富春严陵钓台集》，王樟松、皇甫汉昌编著的《唐诗桐庐》，李龙的《方干诗集》等诗歌选集。其中《富春江名胜诗集》收集了自南北朝至清代共1003位诗人吟咏富春山水、人物、古迹的诗词2072首。2008年，政协建德市委员会先后编撰出版了《严州诗词》两册，共收集诗人796人，诗词2501首，其中诗2407首，词94阙。2018年，方韦又主编出版了《严州诗统鉴》三卷，收录了自南北朝至清代共1700多位诗人吟咏富春山水、人物、古迹的古诗4800多首，可谓洋洋大观。此外，还有朱睦卿的《严州——七里泷山水旅游诗选》、方韦的《李频诗集编年笺注》、余巨平的《历代诗人咏严子陵》、王顺庆的《汾阳诗稿选赏》、吴建清等的《美丽乡村村景诗集》、王樟松点校的《绿阴山房诗稿》《肖园诗集》等由个人选编的作品集。这些作品集的选编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

三年前，提出桐庐县“中国诗词县级之冠”，曾一石激起千层浪。桐庐现存到底有多少古诗词？说2000多首的有之，说3000多首的也有之，莫衷一是。那时，我正集中精力编写《唐诗桐庐》，收集了许多有关桐庐唐诗的“副产品”。几经斟酌，我斗胆向县政协领导提出编纂《桐庐古诗词大集》的构想。“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类序）要创建中国诗歌之乡，打造桐庐文化的诗词品牌，必须“摸清家底”。尽管当时有人以为，如此良莠不齐，大张旗鼓地编纂《大集》，根本没有必要。而我执拗地赞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类序的概括：“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竝有所归。”把原本散落于各种书籍资料的诗词汇总，为今后桐庐、包括富春江流域古诗词文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即便是狗尾续貂，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也算为家乡的文学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