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父子忠君报国，一对父子隐逸不仕。在杭州富阳，同样是在家族史上留下鼎鼎大名的两对董氏父子，却走出两条迥异的人生之路，留下不同的身后名声。

富春江畔，几乎无人不知清朝富阳籍“父子宰相”董邦达董诰，以2018年“董邦达董诰全国学术研讨会”得出的中肯评价，“父子宰相”除了不俗的书画成就外，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人品、官品：清廉勤政、懿德嘉行，用成语来说便是“高风亮节”。

高风亮节，语出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原文“高风峻节”，后人衍化渐成固定成语“高风亮节”。与此近义，另有异文，称作“高风奇节”，则是出自对富阳另一对董氏父子中父亲董黻猷的褒扬。

早于董邦达董诰大约五个世纪，宋末元初，同在富春江畔，也曾有一对董氏父子深为同代人钦敬。元初任平章政事的叶李亲自撰文《樵居先生传》，称董氏父子中的父亲董黻猷乃“高风奇节，自足令人兴敬”（收录于清《光绪富阳县志》）。其长子董士逵，元初郡邑遍访南宋江南遗逸，而董士逵“屡辟不应”，被誉为“遁世高风”。

世易时移，同为董氏父子，至今，清代宰相董邦达董诰父子仍为世人仰慕称颂，而元代隐士董黻猷董士逵父子则寂寂无闻。

董邦达董诰父子，生活于清朝康雍乾盛世至嘉庆年间。董邦达（公元1696-1769），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书画成就与董源、董其昌并称“三董”；董诰（公元1740-1818），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中举，得乾隆帝一路擢升，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董诰过世，嘉庆帝作挽诗悼念其“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庄田”。《清史稿·董诰传》载曰“（嘉庆帝）嘉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因此“命刻诗于墓，以彰忠荩”。

此前五百年上下，南宋晚叶，社稷危困。宁宗开禧三年（公元1207），董黻猷出生在婺州浦江东溪（今金华市浦江县城东）一殷实大户，“自幼受父之命，学习举子业，为邑诸生，遍读周、程、张、邵、吕、朱之书，读之手不能释”（见《富春壶溪董氏族谱·樵居纪年自序》）。成年后，董黻猷沿着发源于浦江的壶源溪顺流而下，直抵京城临安，先后拜师在理学大家魏了翁、陈埙、真德秀门下，一心求取功名，报效国家。

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时逢魏了翁谪居靖州（今湖南省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创办鹤山书院，董黻猷不远千里，累资负书，前往从学，得其所著《九经要义》，凡二百六十三卷，“闭户习静，恭阅指要者有年”。

嘉熙三年（公元1239），董黻猷又拜师太常博士、国子司业陈埙门下，补为京学生。同年，董黻猷长子董士逵出生。

董黻猷生性刚正。淳祐四年（公元1244），在史嵩之因父丧而仍起复的事件中，董黻猷与数以百计的太学生、武学生、京学生、宗学生一起上书朝廷予以抨击，但皇上不报，众士失意，于是董黻猷与同学诸生共作捲堂文而辞别京城，回到浦阳故里，决意“朝夕勤勉，以承先圣贤之学脉，以辑先大儒（董仲舒）之遗泽”。

景定四年（公元1263），蛰居浦江十多年又回到临安的董黻猷，针对贾似道“新法病民”，再度与一百八十二名人士一起，上书朝廷抨击贾似道“所作为非”，“叩阍斥言其非”。而贾似道仍得皇帝任用，董黻猷等辈再度失意，再回浦江故里。

蒙元举兵大肆南下，一路攻城略地，南宋江山岌岌可危。董黻猷作出了堪称一生最为悲壮之举，他一生的命运也由此转变。恭宗德祐二年（公元1276）春，元军占领婺州、浦阳等地，董黻猷心系社稷，果断前往谒见“宋末三杰”之一的参政陆秀夫，密商谋复占领婺州的元将董文炳，反戈一击复援大宋。董黻猷借以宗义贻书董文炳，“以希万一之幸”劝服董文炳效力宋室。然终未成，董黻猷愤懑感叹“不意吾宗出此逆贼”。

南宋王朝大势已去，董黻猷又因董文炳欲加害而情势紧迫。早些年间，董黻猷求学临安之际，对壶源溪入富春江口以上至湖源山里一带的秀丽风光和乡间淳朴人情留下了深刻印象，并经常投宿于富春永宁里（今富阳区常安镇）。想起此地，董黻猷觉得既为“永宁”之乡，则颇可安身立命，且此地壶源溪西岸连绵山峦统称西山，正与其师真德秀之号“西山”巧合，颇具祥瑞荫庇之意。于是董黻猷星夜奔赴永宁，在老友范氏之子帮衬撮合下出资买下田亩、山场、地圃，并采木料、请工匠，建造新屋、翻修旧房。同年秋，又悄悄回到浦江东溪老家，带着妻子、儿子以及书童、婢女共十五人来到永宁定居，自号“樵居”。从此读书论道，吟诗作文，莳花弄草，安居乐活。长子董士逵早年曾在婺州学者王柏处从学有年，学养深厚，从此也在永宁教书育人度日，“每与乡邻劝农课读，讲孝讲悌，而乡人多化其教”。

元朝初年，在中国江南，大批因南宋亡国而遗留下来的旧官、仕儒，宁可隐居乡野山林。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申万里先生在其专著《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一书中，就元代江南隐士的构成情况、谋生手段、社会活动、社会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他认为，在元朝，隐士以不仕的节操，得到了当地地方官和社会舆论的肯定，在士人中间和地方政治活动中，有一定的地位和话语权，是元代社会中的精英和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在申万里专著所列江南隐士名录中，董黻猷赫然在目。

朝廷为笼络南宋遗宦旧官和儒者士人，填补社会管理之阙如，开始在江南访求人才。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元世祖忽必烈命侍御史程文海访求江南遗逸，徵访贤能，赵孟頫、叶李因此脱颖而出，成为忽必烈时代的重臣，最终成为历史名人。其间，郡邑举荐董士逵出仕，而董士逵“屡辟不应”。在父子俩感化影响下，永宁之地数十年间“野无荒土，犬不夜惊，人人知以廉洁自守，礼让为先，横逆无由而生”（见《富春壶溪董氏族谱·继樵公传》），一派祥和乐土景象。董士逵过世时，“举乡为之流涕”。

董氏父子清高如此，而乡邻叶李，则因在南宋末年受贾似道排挤、长期郁郁不得志，因而在忽必烈时代慨然出仕，且仕途一路飙升，直至平章政事。人生得意之年，又不忘旧谊，挥笔写下《樵居先生传》，留下了董黻猷“高风奇节”的千古美誉。

站在后人的角度来观照两对董氏父子，可以得出如下有益启示：董黻猷董士逵父子与董邦达董诰父子的不同人生经历，正好分别契合了中国的两句著名处世格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得也罢，失也好，皆因他们的一身高风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