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江秀美的山水孕育了几多灵性的诗人。诗人们行走在这明山秀水间，在葫芦满溢的酒意中吟诗诵词，或者披蓑戴笠垂钓富春江边，守候着日出月落的静谧……桐庐山水的明秀独绝吸引了一代代文人雅士纷至沓来，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于是，诗人一行行诗句便穿宋越明，流淌千余年与我们相逢在这明媚的桐庐山水间。

　　“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潇洒桐庐郡，江山景物妍”、“桐庐最潇洒”，这些是古人对桐庐的赞誉。

　　桐庐——让众多文人墨客魂牵梦萦的地方。一川如画的富春江、美如碧玉的桐君山，古往今来，凭借“独绝东南”的富春山水，引得无数文人墨客为之折腰，纷纷慕名前来游览观光，留下许多山水名诗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正是因为丰富的富春江山水诗词文化，桐庐获得了“唐诗西路”的美誉。

　　一

　　什么是“唐诗西路”？

　　中国有丝绸之路，也有“唐诗之路”。在唐代，中国有两大诗词文化板块。一是以长安为中心的都城诗词文化板块，二是以浙江“唐诗之路”为内涵的诗路文化板块。浙江有两条诗路，一条是浙东“唐诗之路”，一条是浙西“唐诗之路”，又称之为“唐诗西路”。

　　“唐诗西路”：东起杭州钱塘江渡口与萧山的闻堰，西至与安徽交界的新安江口，经杭州、萧山、富阳、桐庐、建德、淳安一直到安徽。

　　这是一条钟灵毓秀的“诗路”，沿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茂林修竹，清溪浅滩，竹筏木舟，古寺道观，村野牧歌，目不暇接……其中，最精华的一段，便在桐庐境内，因而桐庐拥有“唐诗西路”的命名也是实至名归的。

　　“唐诗西路”的核心是富春江山水的自然风光和严子陵钓台的人文底蕴。历史上无数著名诗人游历桐庐富春江，拜谒高士严子陵，留下的诗词美文都集中体现在自然山水和人文精神上，是山水诗的升华，人文诗的美图。

　　山为水铸情，满目葱翠；水因山增色，澄碧如天。这么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怎能不引起文人雅士的兴致，一睹为快？在这条充满诗情画意的水上画廊上，诗人活动频繁，诗歌创作繁荣。

　　洪子舆、孟浩然、李白、白居易，包括曾在睦州做过官的刘长卿、杜牧、许浑等，共90多名唐代诗人来过桐庐写有赞美桐庐的诗篇。文人墨客们带着亲近自然、飞越崇山的渴望踏歌而来，诗人们或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或单骑仗剑壮游，或任职宦游，留下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众多提咏桐庐的唐诗，写尽了当时桐庐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这其中，最让人啧啧称道的，莫过于韦庄的《桐庐县作》：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白羽鸟飞严子濑，绿蓑人钓季鹰鱼。潭心倒影时开合，谷口闲云自卷舒。此境只应词客爱，投文空吊木玄虚。

　　这首千余年来为桐庐人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诗，至今仍被广为引用。

　　除了韦庄外，章八元的《归桐庐旧居寄严长史》、施肩吾的《过桐庐场郑判官》《桐庐厅睹论事叟》、方干的《题桐庐谢逸人江居》《桐庐江阁》《与桐庐郑明府》《思桐庐旧居便送鉴上人》等，从这些诗题便可知道桐庐在唐代就是一个知名度和美誉度很高的地方。

　　山的俊美、水的灵秀，孕育了世世代代的桐庐人轻灵翔动的鲜活个性，可谓地灵人杰。在唐代诗坛，唐代著名诗人几乎都到过桐庐，写过富春江山水诗。《李太白全集》中写桐庐（主要是严子陵钓台）的有12首之多。李白《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有“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之句，认为桐庐是最适宜隐居之地。

　　今天我们通过阅读唐诗，还可以想像千年之前桐庐的繁荣景象，如白居易有诗题《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杜牧有诗句“水槛桐庐馆，归舟系石根”，都告诉我们唐朝时桐庐馆驿颇具规模。“醉来引客上红楼，面前一道桐溪流”的诗句说明唐朝时的桐庐东门头江边一带就已是一处繁华之地。

　　二

　　在唐代，为何有那么多文人墨客来桐庐吟诵呢？

　　晚唐的桐庐能够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集中出现如此多有名的诗人，并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这与桐庐“天下独绝”的自然风光息息相关。

　　桐庐境内的“奇山异水”早就通过谢灵运、吴均等人的诗文闻名遐迩，也为桐庐诗人启发文思，提供了“江山之助”，并为晚唐桐庐诗人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土壤。他们以山水田园诗为主，诗风清丽明快，反映了一方山水养育下的诗人性格。

　　这与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息息相关。“物色旁求至汉庭，一宵同寝见交情。先生不入云台像，赢得桐江万古名。”（方干《题严子陵祠》）。桐庐历代名人辈出，山川人物，交相辉映。桐君、严子陵两位著名隐士是我国古代文人的精神偶像，严子陵钓台更是古代失意文人的精神家园，桐庐诗人在拜谒严子陵钓台时留下名篇佳作也在情理之中了。

　　这与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安史之乱后，北方地区生灵涂炭，“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旧唐书·权德與传》），江东就是现在的长江以东地区，较为富足，有读书科考的氛围。唐朝统治阶层相对较为注重吸纳寒门士子入仕，这使得读书风气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活跃起来,特别是自武则天以后，又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逐渐走向完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往往会诞生、涌现出了大批天赋极高、成就斐然的杰出诗人。

　　这与得天独厚的师承基础息息相关。严维、皎然、贯休隐桐庐，刘长卿、杜牧、许浑客睦州，白居易、姚合寓杭州，戴叔伦、独孤及、权德與等一大批诗人或游宦、或出使、或侨居，汇集于富春江畔，形成了长安、洛阳以外另一个诗坛中心。他们集会宴东，悠游往还，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大历前期鲍防为官浙东时，与严维、吕渭等30多人联唱，结为《大历浙东联唱集》。

　　桐庐诗人章八元身处“浙东联唱”之中；徐凝师从严维；皇甫湜受“湖州诗会”的顾况、孟郊熏染；徐凝见到方干，“器之，授以格律”，桐庐诗人或向前辈拜师学艺、交流唱和，或诗人群间相互学习，在创作上或多或少得到了前辈的指点、教诲，前辈们为桐庐诗人以其不同的方式追随当时的主流诗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与惊人相似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桐庐诗人群普遍命运坎坷，为了仕途，他们背井离乡，或参加科考，或做个小官，或隐居山林。喻坦之、章碣、皇甫松、方干等屡举进士不第，一生羁旅各地，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施肩吾、罗万象等虽曾进士及第，但因仕途不顺，最终选择归隐；章八元、章孝标、徐凝、皇甫湜、罗甫等及第后虽也曾入仕，但官终不显；何希尧等索性远离考场，隐居不仕。

　　三

　　唐代诗人中的“桐庐群”有哪些呢？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唐诗创作之繁荣，流派之众多，题材之丰富，是历朝历代所罕见的。著名的《全唐诗》共入编诗人2200余人之多，而其中的278位被元代学者辛文房立传编入10卷本的《唐才子传》，其中桐庐诗人就有6位，分别是章八元、徐凝、章孝标、施肩吾、方干、章碣。能入选《唐才子传》的，完全可以说是唐朝著名诗人，桐庐就有6位，这在今天全国县域中，绝对算得上是名列前茅。

　　在这六位诗人中，章八元、章孝标、章碣是祖孙三代，俗称“三章”。章八元是睦州桐庐县常乐乡（今桐庐县横村镇）人，是大历年间进士。章孝标是章八元之子，而章碣则是孝标之子，也都是进士。因而横村胜峰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一门三进士，祖孙是诗人”的佳话。

　　徐凝是唐代睦州分水县（今桐庐县分水镇柏山村）人。他与白居易、元稹有很深的交情。白居易对徐凝写牡丹的诗尤为推崇。徐凝不仅诗写得好，而且书法也著称于时。如今的分水镇柏山村公园内树立的徐凝石雕像便是他手握毛笔的形象。

　　桐庐的另一位唐朝诗人不得着重说一说施肩吾。历史上，他是分水人，曾在分水五云山上就学，如今分水中学的校园内仍竖立着他的石碑。在唐代，施肩吾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诗人，《全唐诗》收录其诗197首。目前，分水镇还建起了进士馆，其中着重介绍了施肩吾。

　　晚唐桐庐诗人方干因缺唇貌陋中举不第，布衣一生，可他却诗名最显。方干不仅在生前深得姚合、徐凝、罗隐、贾岛等著名诗人的赏识，睦州建德诗人李频还拜他为师。方干死后，门生为他编辑诗集10卷370余首。方干是“睦州诗派”的杰出代表，《严州诗词》中收录唐代至清代歌咏方干的诗作达百余首，这在唐朝睦州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北宋范仲淹知睦州时二访方干故里，写了多首诗赞扬方干，并请人在严先生祠堂东壁画上方干像，与严子陵并祀。

　　这些桐庐诗人，无疑是桐庐作为“唐诗西路”的有力佐证。正如省诗词与楹联学会在《关于授予桐庐县“唐诗西路”称号的决定》中所言：“我们认为，相较于浙东‘唐诗之路’，桐庐县的“唐诗西路”是客观存在的，应给予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晚唐诗人“桐庐群”的出现得益于故乡绿水青山的哺育，他们用诗歌吟咏秀山秀水，用诗歌迎朋送友，用诗歌表达渴求友谊之情、思念家乡之心，归隐山林之趣。他们诗歌的苦心吟作各有千秋，他们丰富的创造性、新鲜的认识感，使晚唐诗歌不断圆熟并臻于完美。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是中国诗歌的百花园，而晚唐桐庐诗人群则是这百花园中最绚丽的一朵奇葩。

　　“唐诗西路”构建了桐庐山水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是一条文化品位很高的人文旅游和风光旅游路线。桐庐以“唐诗西路”这张金名片为发展契机，进一步弘扬诗词文化，把桐庐的诗词文化继承好，挖掘好、发展好，努力打造“唐诗西路·中国画城·潇洒桐庐”的文化品牌。

　　相信不久的将来，“唐诗西路”将会大放异彩，成为一道迷人的人文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旅游风景线，让人在这青山绿水间寻觅诗情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