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娇芬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拜师学艺谋生的人甚多，在所有的工匠里，我最熟悉的莫过于木匠，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一位木匠。在荻浦村，只要上点年纪的人，没有人不认识我的父亲，大家都叫他“喜儿木匠”。我父亲今年70岁，从他18岁拜师学木匠开始，已有50多年的“匠龄”。

木匠是所有工匠里比较普通的匠业，在我的印象里，木匠最主要的活是造房子，不仅造活人的房子，在以前还要造死人的“房子”，那就是棺材。早先的时候，农村里年纪大的人都喜欢在身前就把自己的棺材准备好，放在家里或祠堂里，这样的棺材在我们那里叫“高搁”。要做这样的高搁，得提前跟木匠师傅讲好时间，木匠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抽空去做。也有例外的，如遇意外突然去世的，要请木匠赶去做棺材，叫“赶忙材”。遇到这种事情，木匠师傅手头不管在忙什么，都必须马上放下，赶到出事人家去“赶忙材”。死者为大，这是农村千年不变的“规矩”。

因为父亲是个木匠，我也认识许多木匠，我的大阿姨夫文君是个老木匠，虽然现在做木匠的越来越少了，但他还一直坚持在做“本行”，他与我父亲差不多年纪。还有一个我很熟悉的木匠，我叫他“增增阿姨夫”。“增增木匠”在荻浦村里很有名，他不仅手艺出众，是市级非遗工匠传承人。他是一个非常开朗乐观的人，增增阿姨夫与我父亲关系非常好，两人结交了一辈子，亲如兄弟。此外，我认识的还有梅军叔叔、明方叔叔、方伟叔叔等木匠。在父亲四五十岁的时候，农村改革开放后日子越来越红火，要盖新房子要打家具的人家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找木匠干活，常常要排队。所以一到晚上，许多叔叔们就经常聚在我家，与我父亲商量安排做工的事。他们是一个民间小团队，哪家的活要紧，哪家的活可以先放一放，他们都要商量着“调派”。父亲不是包工头，但似乎成了荻浦这个小团队的中心，父亲给他们记账，谁在谁家做了几个工，在本子上都记得清清楚楚。每到逢年过节，东家送来工钱，父亲就一个一个给木匠们结账。有时候，因为东家手头紧，没有全部付清工钱，父亲就有些发愁。我曾多次听父母在悄悄商量，哪个木匠家里急着用钱，要先把工钱付给哪个木匠，而我们自己家常常是放在最后的。现在都说“同行相轻”，而在荻浦木匠这个圈里，我从来没有见过“相轻”的现象，倒觉得是“同行相亲”。

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要学木匠，他说他只是为了能吃饱饭。当时，木匠师傅的工资是一块三角钱一天，学徒是三角钱一天，但是东家管饭。十七八岁正是能吃饭的时候，那时家里穷，常常吃不饱饭，只好去学“手艺”，才能吃饱饭。父亲说，那个时候没有油水，年纪又轻，刚吃完饭就觉得饿。后来跟师傅学木匠，他拼命地学，一心想学好，生怕学不好被师傅“开除”。学木匠通常是“三年徒弟，四年半作”，什么意思呢？就是先当三年徒弟，然后才能当半个“木匠师傅”，再四年后才能算真正出“师”了，才能每天拿一元三角钱。木匠去一户人家做工，得先把木匠工具挑过去。以前没有自行车电瓶车，来去全靠两条腿走。木匠工具也是很原始的，因此“木匠担”是很重的，都说，要学木匠先得挑得动“木匠担”。“木匠担”一头是木篮，篮里装着各种凿子、榔头、墨斗、鲁班尺等小工具；另一头是刨架，刨架上挂着各类刨、锯和斧子。父亲当学徒的时候，挑着“木匠担”跟师傅去过新登，到过壶源山里，三四十里路从大清早走到太阳落山，靠得全是一双脚。父亲壮年时也收过几个徒弟，但这些徒弟们后来都一个个转了行，做木匠太辛苦了，社会的发展给了年轻人太多赚钱的机会，谁还愿意在需要力气和技术双向并重的事情上讨生活呢？

例外的也有的，文忠父子就是个例外。文忠伯伯比我父亲还年长几岁，他不仅是荻浦村的老木匠，他跟梅军叔叔还是县级的非遗传承人。文忠伯伯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伟东师从父亲学了木匠。文忠伯伯的侄子李春也是个木匠师傅，手艺也很好，适逢我国新农村建设鼓励手艺人回乡创业，在外做工的李春，回家后跟叔叔商量创办家具厂。说干就干，2001年，他们在荻浦村南村口买下了一亩多地，建起了简易的厂房。家具厂开始时以自产自销为主，后来，也进一些大厂家的家具出售。2014年，荻浦家具厂因为建高铁而搬迁到了荻浦村北村口。

荻浦家具厂的创建不仅是一家农民小企业的诞生，实现了李春与文忠父子几位木匠从“游击打工”到“专业打工”的转型，更是荻浦村木匠的传承。一个细雨蒙蒙的周末，我走进荻浦家具厂，立刻被厂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所吸引。厂房里堆满了各种木材和家具半成品，文忠伯伯戴着老花眼镜正在门边上低着头雕刻花样，我父亲和增增阿姨夫、名顺叔叔还有明方叔叔等几个人在里面锯的锯、刷的刷、刨的刨，五六个老木匠干得热火朝天。增增阿姨夫还给我展示了他们已经完成的价格不菲的红木家具成品，天然的珍贵木材在这些技术精湛的木匠手中，变成了一件件精品家具。

让人欣喜的是，荻浦木匠队伍中增添了申刚、源平、娇峰等一批新生力量，他们用的是更先进、更简捷的工具。但不管怎么发展变化，老一辈木匠师傅的合作精神永远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