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柏林

这事发生在五十多年前。

我出生在合村，一个桐庐、淳安、临安三县交界的地方。

1970年底，我在合村读初中，记得一天下午课间休息时，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在垫子上玩。这时，一向对我十分关心的钱绍瑜老师走到我身边，说了一声“可惜”。我听了后立马站了起来，疑惑地问老师：“什么可惜？”钱老师转身到办公室拿了一张“招生简章”给我看，原来是省城的一个文艺学校要招生。老师还告诉我，学校明天就要带十多个学生去分水参加选拔考试，可惜的是学校初选的名单中没有我。

我拿着“招生简章”匆匆看了一下，还没有全部看完，上课的铃声就响了，我快步进教室，心里还在想着刚才的事。

放学回家后，我将下午的事告诉了父亲：省里有个文艺学校要招生，学校领导明天要带十来个学生去分水参加选拔考试，而学校推荐的名单中没有我，但我很想去试试。父亲听了后说，那你吃完饭，马上到学校领导那里去要求一下。当时天已黑了，好在学校离家不远。我跑步到了学校，立即找到了第二天负责带队的老师，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特长和想法。负责带队的老师听了后当场就答应了我的要求，并在名单最后加上了我的名字。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十来个同学们一起跟着老师去分水参加初选。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选拔考试，难免有点紧张，很佩服那些胆子大的，边唱还边做着动作。可还没轮到我，人就紧张得发抖，从小到大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几个老师坐在那里，一脸的严肃。终于轮到我了，我清唱了一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想到的是，这时主考老师拿起京胡叫我再唱一段，我又唱了《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唱了后，另外一个老师叫我再唱首歌，还说随便唱什么歌都行。这时害怕已经没有了，我吼着嗓子用尽力气地唱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初试结束后，带队老师说我可能有希望，这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就在那天晚上，好多亲戚朋友来我家，大家围坐在火炉旁，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听带队老师说，有点希望。

此后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隔壁的大姨家里玩，我姐姐拿着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地跑过来，高兴地说：“你的通知书来了！”醒来后才知道是在做梦，心里难免有点失落，因为常听大人说，做梦都是反的。

没想到的是，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我大姨家玩，我姐姐果真手拿一封信，高喊着跑了过来：“柏林，你的通知书来了！”当时我真有点不信，却又是真真切切的，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我细细看了一下通知书，上面写着几月几号到桐庐某某地方参加复试。这才知道，原来在分水的考试只是初试，据说当时全县有三十多个乡镇学校五百多个学生参加，初试分桐庐片和分水片两个大片。

过了几天，我和另一个同班同学拿着复试通知书前往桐庐，这次没有老师带队。到了考场，看到四五个招生老师坐在上面，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女的，她坐在中间，穿着一件军大衣，我心想这大概是一位名演员吧。考试开始后，大家等着老师的安排顺序叫号。我看了一下四周，估计有五六十个人。轮到我的时候，我唱了一段《红灯记》里的《浑身是胆雄赳赳》。唱完后就叫我下去了，当时我心里就有点嘀咕，半个月前在分水考试时，唱了京剧又唱歌，还用京胡配，这次只唱了一首就不叫我唱了，看样子是没有希望了。

过了几分钟后，一位老师走过来给我的腿拉了拉，抬了抬，也没说一句话。考试结束吃了晚饭后，我来到二楼招生老师住的地方，老师根据我来时的车票价格，给了我二块七毛钱。同时叮嘱我，回去以后书还是要读的，但嗓子也要注意保护。

桐庐复试回家后，转眼就是春节。春节过后的一个下午，我家隔壁在邮电所工作的一位邮递员大声地在窗口喊：管柏林，一封杭州的来信！我飞快地跑过去，知道是通知书来了。拆开一看，原来是通知我们先到桐庐县文化馆集中，然后去杭州培训半个月。

1971年的2月中旬，我们先到了县文化馆集中，每人都带着铺盖，当晚就住在县文化馆。记得我们男生住的房间内堆着好多“小人书”，什么《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苦菜花》等。晚上，带队的包朝赞老师给我们开了个会。桐庐去杭州参加培训的共有12人，七个男生，五个女生，并成立了一个路上临时小组，包老师让我当组长。包老师在会上还要求大家，明天要及时起床，早上坐六点钟的船去杭州，并特别强调要注意安全，要听指挥，不准乱跑等。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们就来到了轮船码头，在薄雾笼罩的江边，我们依次小心地上了船。第一次坐船，感觉很好，比汽车宽敞，还可随意走动，又能看到富春江两岸的美丽景色。不知不觉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怎么还没到呀，一些和我一样的同学有些不耐烦了。包老师看了看我们说：还早呢，十二点半左右才能到杭州的南星桥码头。经过六个半小时的航行，南星桥码头终于到了。

上岸后我们坐公交车，来到了九溪五云山培训目的地。第一次出远门，来到了大城市杭州，心里难免有点激动。培训期间，我们练习压腿，学唱京剧，还要求每个人写忆苦思甜的文章，贴到墙上让大家阅读和评比。

培训临近结束时，学校组织了一次考试。轮到我唱的时候，我说嗓子有点哑了，主考老师说，没关系，唱一段听听。我唱了一段就出来了。那半个月的培训是大家最开心的日子，经历了初试、复试和集中培训，我心里已经比原来坦然多了。

回家后，待在家里等通知。没过多久，正式录取通知书终于如愿收到了，这次是我一个人前往杭州。到了杭州后，才知道桐庐最终只录取了三个人，其他九位都很遗憾。后面接着的是半年的考察期，考察期一过，我这个来自合村山沟沟里的农村户口才正式迁入杭州，成为省会城市的居民户。这在20世纪70年代，对我来说是件改变命运的大事情，从此我就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从青葱岁月到花甲之年，退休后我又回到了老家，回到了当年我离开的地方，这里是我的起点也是我的归点。

回到老家后，我忘不了以前关心过我的那些老师，常常去看望那位当年对我说了一声“可惜”、让我从此抓住机遇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钱绍瑜老师。当我跟他提起这事时，他说忘了。是啊，半个世纪都过去了，老师也年过八旬了，谁还能记得呢？然而，在一个少年学子我的心里，牢牢记着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