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
http://www.tlnews.com.cn/2021年09月24日 09:04:22 |
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读《毕业生·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 罗萍 科室里有位同事酷爱看书,我和她经常会交流读书心得。空余时候,常常会第一时间跑到对方办公室,聊聊最近看了什么书,有没有好书可以分享。现在喜欢看书的同事越来越少,能在工作间隙聊聊读书话题,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去年下半年,在这位同事的办公桌上,我发现了这本《毕业生——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稍微翻了一下,觉得很有意思,就借回来了。 “清华大学本身堪称一个传奇故事。从一个留美学生预备班成长为中国第一流大学,不仅为中国社会输送血液,它本身即构成现代中国的‘骨架’之一。其自由、独立、现代之风骨,在大学精神衰微的当代,仍是一个教育古国的大学之道和文明之光。”只看了个序言,我就被深深吸引住,第二章看到一半的时候,便迫不及待地发朋友圈加以推荐。 去年看《毕业生——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时,我还边看边讲给家人听。一般是第一天看,第二天讲,或白天看,晚上讲。讲着讲着,有些细节没有记住,只能含糊其辞。令我高兴的是,即便如此,家人依然听得非常认真。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仅二三十名教师,三四百名学生,就是这所在当时看来并不起眼的学堂,后来成为推动中国革新不可忽视的力量。早在1911年4月制定的章程中就规定,学堂的教育宗旨为“培植全才,增进国力”,其教育方针是“进德修业,自强不息”。 正是在这样的宗旨引导下,一批一批的精英自清华而出,梅贻琦、赵元任、竺可桢、梁思成、王淦昌、钱三强、钱学森……这样的毕业生阵容,可谓灿若星河。 科学救国,是师生们的最大愿望,也是那时清华学子求学以及出国深造的动机,大家并不挂在嘴边,但都心照不宣。 接近世界水准的年轻大学,让学生接触尽可能广阔的知识世界,然后选择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专业,鼓励学生保持一颗自由而不封闭的心,同时,严谨的学风又保证了学生不至于松懈散漫。 清华师生的动手能力很强,实验室里的很多仪器设备都是自己研制的,看似简陋土气,却透着灵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当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科学家之所以能够白手起家,都归功于之前打下的坚实基础。 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经历了战争、困厄、动乱,社会一度停滞、倒退,要追赶必然费力,在一些涉及国防工业的尖端科技领域,中国始终没有被落下太远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以清华为代表的科学家们,支撑着这个民族的大国底气。“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可以在极端困厄的条件下、极短的时间内,独立研制出令世界震惊的‘两弹一星’的原因。” 为了记住这些不该忘却的历史,今年我又复看了一遍,还作了摘录: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以《君子》为题在清华的演讲;1928年罗家伦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讲《我们建设新清华》;1931年梅贻琦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讲《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还有清华学子笔下的一个个可敬可爱的导师形象,有王文显、陈寅恪、朱自清、冯友兰、雷海宗……这些名字,在今天看来依然闪烁着独特而智慧的光芒。 1925年清华大学在酝酿新校长人选时,《清华周刊》的记者及时撰文,在《我们所需要的校长》一文中提出了四点对新校长的基本要求: 一、人格学问可以为学校之表率。要有主张、有见解、有高尚的人格,有精神的学问,不是阿谀奉承、模棱两可、随波逐流的人。 二、对教育有研究且办理教育有成就者。校长一职绝不是不懂教育的门外汉,或毫无教育经验的官僚政客所能胜任的。 三、要有忠于教育、积极任事之精神者。挂名的校长,不上公事房,不与学生见面的校长(不论他的名气如何大),或者借校长之名不图内部之兴革,而作外间之整治活动者,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新校长。 四、无浓厚之政客色彩、宗教色彩、买办色彩。 这四点要求,为清华研究学术、造就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华是有灵魂的,这灵魂是清华师生共同赋予的。本书以百年中国为背景,每十年选择一届,通过一届届师生的故事,展示清华人前仆后继的努力,与国家命运之交织。 “水利系1965届”,简称“水5”。这是一个年级和一条大河的故事。 上个世纪50年代末,黄河上的著名争论,得从曾经给“水5”任课的张光斗、黄万里两位老师讲起。 1954年,黄河规划委员会成立。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率领一个由120人组成的专家组来华。在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行程一万两千多公里的黄河现场大查勘后,专家组选中了三门峡作为在黄河上建大坝的坝址。坝址定在三门峡,否定了中方专家黄万里、张光斗提出的在三门峡以下八里胡同选坝址的提议。三门峡坝址也是从上世纪30年代起,由荷兰、日本、美国、苏联反复考察过的坝址。 1957年6月,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出现了建高坝拦洪蓄沙的“高坝派”、以温善章为代表的低坝拦洪排沙的“低坝派”和黄万里这位“反上派”——只有他反对上马三门峡项目。 黄万里认为坝址不能选在三门峡这个泥沙淤积段上,否则水患将从下游移到中游关中平原。而苏联专家认为,三门峡可以“一库定天下”。 七天争议,黄万里反对无效。 于是,黄万里提出了最后的要求:如果要在三门峡修坝,就不能堵死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也是张光斗等所有中国专家的最后坚持。 因对三门峡建坝提出不同意见,黄万里被打成右派,下到密云去修水库,住地窑子。 施工时,苏联专家还是要求把底孔都堵死。因反对堵死底孔,温善章挨批,吃了很大苦头,张光斗也差点打成“右派”。 1960年,刚刚欢庆过开闸蓄水的三门峡水库,到了9月份已发现入库泥沙的93.2%淤于库内。1962年3月起,三门峡水库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沙排沙”敞泄不发电。到1964年10月,总计泥沙淤积达42.7亿立方米,渭河的淤积已影响到距西安30多公里的耿镇附近。 在三门峡工程需要补救的时候,政府有关人员又找到了张光斗。至此,张光斗一年前被否定的“库水位降低到330米高程,打开导流底孔泄洪排沙”方案终得实施。 三门峡工程,开始了它长达30多年的“纠错”。人们开始认识到大自然能量的强大,是人的意愿所不能违抗的。 1970年后,在大自然给人类留下的教训面前,三门峡水库开始了第二次改建。在科学与自然面前遭遇失败后,尊重科学再一次被提了出来。早已建成的坝体中,将在287米的低高程处,重新炸出多条直径10米的大孔洞,以便安装低水头的发电机组,而这种爆破还不能对开挖边缘四周的坝体混凝土造成明显或不可弥补的损伤。另外,当年堵死的8个底孔,为了排沙也被炸开。 1980年,三门峡第三次改造动工。1984年研制成功深水钢围堰,可在不影响水库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为底孔二期改建创造施工条件,解决了施工技术的困难。这项世界水利史上的创举,获得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后来,汛期发电在三门峡试验成功后,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又被用于小浪底工程和三峡工程。 小浪底工程,是三门峡工程失败后的补救。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又一条被称为“中国的忧患”的河,是世界上泥沙最多、最难治理的河。 “水5”,是黄河的学生;人类,是大自然的学生。 清华大学有10多位泥沙专家,都是从三门峡的失败和改建中走出来的。包括后来的长江三峡工程总工程师张超然和副总工程师秦锡翔,也都来自清华“水5”。据不完全统计,“水5”同学中,一直在或曾经围绕黄河工作过的有41人。 清华百年,最为珍贵的财富就是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优秀毕业生。一群群毕业生撑起了民族的脊梁,演绎着一段段不可复制的传奇,他们不但在各个时代“担当了国家的命运”,更恰似一道道水木清华与现代中国交织而成的年轮。 这年轮,正是百年中国不绝如缕的人文源流和现代梦想。我们为之惊叹、思索,更期待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去书写新的百年传奇。 |
原标题: 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
作者: 网络编辑: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