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人雨中诗赋桐庐

　　■ 王天忠

　　“浙西山水县，最好是桐庐。”这是清朝大诗人查慎行晚年与友人夜饮时，向诗友鹿砦推介桐庐风景时的开篇两句（《刘南村署斋同鹿砦夜饮两首》），时光流逝了三百多年后，桐庐不负所言，荣获了“中国最美县”的殊荣。

　　许多人都知道，明清两朝552年间，浙江有几大显赫的名门望族，其荦荦大者，当推海宁陈氏、杭州钱氏、绍兴俞氏、奉化蒋氏，当然还包括海宁查氏，他们或修筑城垣，或发展农桑、或弘兴文教、或抵御匪患、或吟哦风物，皆泽被一方，足可彪炳百代。其中，海宁查氏“劝农”“修序”“课士”之余勾留山水，醉心词章，“一时颂祷遍山丘”，在清朝查氏有“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之美誉。康熙帝则称之“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明清两朝，查氏出进士21人，举人66人，监、贡生77人，生员八百余人。朱彝尊、查慎行为诗坛“清初六家”，另4位是宋琬、施闰章、王士禛、赵执信。为当时卓有声望、极具影响的一个诗人群体,是清初诗歌最高成就的象征。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朱彝尊是清代文坛领袖，明代大学士朱国祚的曾孙。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参与修撰《明史》；康熙二十年（1681年），任江南乡试副考官；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入值南书房，并特许紫禁城骑马。康熙帝南巡，朱彝尊屡次接驾，召见于行宫，进所著书籍，康熙帝御赐“研经博物”匾额，其文名震京师。《清史稿》本传谓：“当时王士禛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彝尊兼有众长。”查慎行（1650～1727），初名嗣琏，字夏重，号查田，后改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晚年居于初白庵，故又称查初白。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赴殿试，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供职于南书房。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所作的五十卷《敬业堂诗集》问世。雍正五年（1727年）逝世，享年七十八岁。清代诗评家赵翼《瓯北诗话》认为：“梅村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把查慎行与苏轼陆游并称。查慎行是继王士祯、朱彝尊之后康熙诗坛创作成就高的诗人，被尊为东南诗坛领袖。对清初诗坛宗派有重要影响，为中流砥柱、集大成者。查慎行诗作不下万首，诗风清新隽永。艺术上以白描著称，对后来袁枚及性灵派影响甚巨，主要作品有诗歌集《敬业堂诗集》《查初白诗评十二种》等。朱彝尊、查慎行写有大量描绘山河壮丽的诗作。无独有偶，查慎行时隔15年后陪同朱彝尊游桐庐时再次遇雨，这也让他们在桐庐山水诗中留有几首“雨”字入题的雨景诗，写得别有一番风味（董利荣语）。

　　激情咏“桐庐”查慎行一生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阶段：前期倚靠父辈祖辈的余荫，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入清以后的五十余年，改朝换代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由富贵繁华的前半生转入窘迫的后半生。查慎行早年受教于黄宗羲，得陆嘉淑赏识、朱彝尊提携，有“神童”之誉。但是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却不顺利。康熙十年（1671年），查慎行开始参与科举，应童子试。但考试未结束，母亲病重，并于次年去世。六年后父亲病世。面临着七年内父母双亡、科考失利的局面，查慎行虽然对功名的进取之心丝毫未减，但窘迫的家境和“丁忧”期间不能参加科考的局势，迫使查慎行改弦易辙，从举业外另辟蹊径来维持生计。当时不少读书人选择随幕军中以获得保举，捞取功名利禄。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冬，只身赴西江投靠堂伯父查培继入幕府的查慎行，乘船经杭州向衢州进发，逆钱塘江而上，途中为避风雨，于傍晚时分停泊桐庐。桐庐是他之前没有到过的地方。一场不经意的雨，早已于前夜抵达，细密而悦耳的足音，在整个夜晚都轻轻地敲打着查慎行的无眠。早晨起床，他登高望江，唱出了一首被后人誉为“清山水诗之冠”的《雨过桐庐》：江势西来湾复湾，乍惊风物异乡关。百家小聚还成县，三面无城却倚山。帆影依依枫叶外，滩声汩汩碓床间。雨蓑烟笠严陵近，惭愧清流照客颜。唐宋以来，诗人途经或寓居桐庐大多吟诵的“诗眼”是钓台和桐君山，而查慎行却将目光对准了桐庐这座小县城，这在歌咏桐庐几千首诗词中可谓凤毛麟角（另一首为查慎行好友诗人梁佩兰的《桐庐县》）。查慎行这首《雨过桐庐》既描绘了眼前景物的特色，又烘托出内心的感受，情与景水乳交融，这是他纪行诗最为人称道之处。查慎行写这首诗时三十三岁，刚从贵州回来不久。从海宁溯江到桐庐，路程不远而风物迥异。开篇一句“江势西来湾复湾”，抓住了桐江山重水曲的特点，与海宁地区的岸平水缓迥不相同，点出了又一次离乡背井的感触，可见桐庐给查慎行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异乡关”三字承上启下，转入对桐庐的描绘。颔联写百家小聚，倚山临江的形势，是登高望山城。颈联写帆影滩声是目睹所见所闻，由海宁到桐庐风物迥异，再往前去呢？诗人想到前面就要去七里濑了，这一段江流，自古以来有“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之誉。而清流一词又义含双关，查慎行想到严光的蓑笠不仕，而自己则仍将游走他乡外出求禄，故面对钓台下的清流而自照，不免感到惭愧，表达了此行的复杂心情。或许是《雨过桐庐》名声过于甚隆，意境堪比唐诗，是清代咏桐庐作品中难得的名篇，是查诗的山水代表作，被选入了《清诗三百首》，他此行另一首《桐庐》却极少被人提及。如果说《雨过桐庐》是对山城的整体描摹，那《桐庐》则完全是走街串巷的结果。不妨欣赏一下：山逼不可城，千家聚成邑。民居半商贾，仰取俯有拾。斩栎起炭烟，割林收漆汁。托身覆载内，生理随分给。壮年不早计，暮齿行已及。莫怪杜陵翁，茫茫百忧集。全诗给人以背着行囊在开元街边吃早餐边观察市井的效果，天气的阴冷，辗转的艰辛，落魄的愁苦，都被桐庐热闹景象慢慢消解了。其实，查慎行在乘舟途中就吟有一首《富春道中》：“十年梦想富春渚，指点图画空嗟讶。岂知去家才百里，足所未到如天涯。”儿时就读过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写于桐庐的《富春渚》，早就想来看看了，过去以为路途很遥远，如今身临其境，似乎感到不过百里，疑窦存乎内心，脚步随山路转。一路上都在思忖着：这富春渚的卓异之处，又在哪里呢？突显了第一次出远门的心境。查慎行此行还写有《七里泷》和《严滩早发》。《七里泷》：“泷中乱峰高插天，泷中急水折复旋，泷中竹树青如烟。白龙倒垂尾蜿蜒，泄云喷雾为飞泉。晴光一线忽射穿，雨点白昼打客船。船行无风七十里，一日看山柁楼底。”七里濑是中国诗词文化的一道风景，它名扬天下，与各个朝代诗坛领袖的“加持”有直接关系。如南朝谢灵运、唐朝李白，韩愈、宋朝苏轼、陆游；元朝杨维桢、吴师道；明朝王世贞等都曾前来“打卡”。至于七里濑的人文底蕴，则远不止于岳阳楼之一文，滕王阁之一赋，黄鹤楼之一诗，它的历史内涵和人文积淀，要比前面这些景观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此诗写于诗人离开桐庐途中时所见的七里濑，诗歌既生动地概括出了诗人舟中远眺所见到的雨中客船景象，又传神地描绘出了一幅沿江动静结合的风景图，以滩寄慨，笔法细腻，比喻生动，语言夸张。

　　诗家查慎行在清朝诗坛是题材最为丰富的一家，抒怀、咏史、山水、田园、言情、咏物、赠别、酬答、吊古伤时，均有涉及。描绘山河壮丽、抒发爱国豪情，是他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朱彝尊同游再咏桐庐，两人关系密切程度就不用说了。朱彝尊与查慎行是表兄弟，虽相差二十一岁，但相交甚厚，互为知己，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四月，朱彝尊游历闽南，邀査慎行同往，同行还有朱彝尊的长孙桂孙，他们乘舟经过富春江、桐庐、七里泷、兰溪，入赣后，又经玉山、铅山，至湖口登陆至福建崇安，游武夷山。六月，至福州。七月，至建宁。往返五个月，秋天返回，在桐乡语溪舟中分别。一路上査慎行与朱彝尊多有唱和，沿途风土及所见均成诗作。如朱彝尊《桐庐雨泊》、《百字令·富春道中》、《秋霁·钓台》、《七里濑经严子陵钓台作》、《七里濑》；查慎行《题桐君山》、《雨泊桐庐》、《严陵二绝句》、《和竹垞雨泊桐庐限腹字》、《和竹垞七里濑押韵》等。后朱彝尊以诗一卷（《曝书亭集》第十八卷）、查慎行以诗三卷（《敬业堂诗集》第二十四卷《宾云集》、第二十五卷《炎天冰雪集》、第二十六卷《垂橐集》）记录了此次游历之行。有人说，如果把桐庐的山水捏在手中，拧出来的都是诗。诗人凡到桐庐必驻跸观赏。据《曝书亭集》载，朱彝尊与查慎行经桐庐时共逗留两日。旧时舟船劳顿，一路少不得辛苦，然七十岁的朱彝尊却游兴盎然，不顾年迈，不惧路滑，冒着大雨登临桐君山饱览桐江风光。查慎行此番重游桐庐，面对浩浩桐江，不禁触景生情，联想起获取功名不利的境遇，在感叹之余，又平添了几多无奈，他在《雨泊桐庐》诗中写道：“滩声远初喧，山色晚逾绿。窅窅城上钟，濛濛雨中屋。平生湖海梦，又近严陵宿。濯足有烟波，胡为加帝腹。”这样视野辽远、境界开张的句子，说明当时的诗人，就其胸襟眼界而言，还是两岸无隔的。同样的景致到了表哥朱彝尊手里，又是怎样的呢？朱有一首《桐庐雨泊》专写桐庐：桐江生薄寒，急雨晚淋漉。炊烟起山家，化作云覆屋。居人寂无喧，一气沉岭腹。白鹭忽飞翻，邻我沙际宿。你瞧他是否写得很“嗨”，笔触中虽有“居人寂无喧”的叹惋，却看不出半点沉重。薄寒——微寒，源自唐杜甫诗：“甲子西南异，冬来只薄寒。”淋漉—-流滴貌，源自宋韩琦诗：“乘温变化雨声来，度日阶庭恣淋漉。”雨后清新，山川秀美，桐庐在雨的滋润之下，一派翠绿，一地鲜活。如此胜景，朱彝尊定感不虚此行，他眼里的雨中桐庐，无论远山近水，还是岸边人家，乃至身边的白鹭，都显得那么可爱，丝毫没有心灰意冷，反而盛赞雨中趣味，同时寄托怀古之幽情。我们可以想象朱彝尊下山的途中，那种舒畅、悠然。好山好水好空气，气象万千的雨中佳景，怎能不来？怎能不赞叹？朱彝尊的《秋霁·钓台》也写得酣畅淋漓：七里滩光，见雍树归云，石壁衔照。渔火犹存，羊裘未蔽，只合此中垂钓。客星曾老，算来无过烟波好，况有个，谐隐市门、仙女定娟妙。当此更想，去国参军，白杨悲风，应化朱鸟。翠微深，鸬鹚飞处，半林茅屋掩秋草。历历柁楼人影小，水远山远，君看满眼江山，几人流涕，把莓苔扫。这首词“只写高隐，不涉光武事迹，眼界自高。”上片中刻画出了一位纯粹的隐士的形象，用严子陵犯御座的典故，和其娶妻之事进行对比，突出主人公的隐士风范，而下片中却将上片的隐逸的风格进行了转变，首句便是“当此更想”所想为何呢？是谢翱凭吊文天祥的故事。这一典故的引用使得整个词作的情感为之一变，从飘逸轻松变得沉重悲凉。其实子陵归隐与谢翱凭吊本无内在的联系，但朱彝尊却将两件事结合到了一起。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首词的题目，钓台，作者在此引用的是钓台上的人物，而谢翱凭吊一事恰巧发生在这里，这一历史的巧合让作者抓住了，并把二者结合来突出自身情感的寄托。子陵归隐发生在盛世之初，谢翱凭吊发生在乱世之后，此时的朱彝尊也正是处于这个历史阶段。明清政权的更替使得他这个旧朝名臣之后倍感失落，他参与抗清之事在被揭发后，他开始了类似流亡的生活，其在《王礼部诗序》中对这一时期自身的感受有过深切的表述：“盖自十余年来，南浮浈桂，东达汶济，西北极于汾晋云朔之间。其所交皆幽忧之士。诵其歌诗，往往愤时疾俗，多《离骚》变《雅》之体。”所以这首词的结尾处的“历历柁楼”当是这一时期的概括。朱彝尊乘着漂泊的孤舟，看着故去的江山，不由得发出了“几人把莓苔扫”的慨叹。由此我们发现其实这首词，朱彝尊不过是借着钓台的地点，用严子陵和谢翱的故事进行比较来抒发自身的情感而已。这和清初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而根据诗人一贯的创作观念来讲，这正是他提倡的醇雅词风的体现。

　　与桐庐久别重逢，查慎行的感慨自然要比朱彝尊更加痛彻更加深沉，当他陪同朱彝尊重登桐君山，远眺对岸的“满眼风光”钓台，在心中已幻化为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符号，积郁的激愤和久蓄的豪情顿时如江水奔流，一泻千里，他即兴创作口占：何年栖隐此高山，寂寂孤桐照自闲。漫说狂奴垂钓处，尚有姓名在人间（《题桐君山》）。他认为,狂奴（指严光）虽隐,但尚留姓名,而桐君则不愿留下姓名，品格自然更胜一筹。15年前的英俊青年，如今已是白发初生，当时的“随幕军中路”，依然历历在目，一句“寂寂孤桐照自闲”，令人思绪绵绵……朱彝尊和查慎行的诗歌代表了清初诗坛的最高成就，是那个时代的“诗家天子”，他们的诗经常被文人们传唱，这在山水纪行诗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类诗风格以雄放劲健为主，雄健而苍凉。并且感情真挚、自然质朴，直抒怀抱。与当时神韵派那种“范山模水”、“批风抹月”的脱离现实的诗风迥然相异，特别是查慎行能两次雨中诗赋桐庐，桐庐真是何其幸也！查慎行晚年在儿子考取进士时，曾以《桢儿作钓台诗未识严先生不受官之故徒以高隐目之作一首以广其意》诗鞭策：“万古江湖两钓杆，潜龙勿用鹰扬用。”可见两次桐庐之行对他思想的至深影响，在他眼里，桐庐已经是一种文化概念了。顺便说一下，查慎行初名嗣琏，某年在北京他去给大戏剧家洪升新作《长生殿》捧场，适逢皇后忌日，在这敏感之时唱大戏，实属“大不敬”。于是，他同一众高官惨遭革职罢黜之祸，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国恤张乐”事件。“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他被驱逐回籍，从此改名为查慎行，取修身慎行之意，查慎行有五绝《舟夜书所见》被编入了小学语文课本。金庸经常引用先祖的诗，其小说《鹿鼎记》回目也都是集查慎行诗中的对句，金庸同族叔伯兄查良铮（穆旦）和堂表哥徐志摩继承了先祖“诗歌基因”，查良铮是“九叶诗派”代表性诗人，徐志摩则是“新月派”代表诗人，在民国文坛很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