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音知

　　几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回老家建德寿昌，爷爷一如既往地拿出近期的“剪报”给我“学习”，其中习总书记的一段话让我感受颇深：“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我是听着爷爷的红色故事长大的。我的爷爷叫王祥，他的大哥叫王华，也就是我的大爷爷。爷爷今年89岁，身体瘦弱，患有冠心病、肺气肿、气管炎，说话十几分钟就会气喘吁吁。可在他17岁时，却拿起手枪四处打土匪抓特务。而我的大爷爷王华就更厉害了，今年他已经94岁，身体依然健朗，可以一口气爬上5楼，颇有年轻时的风范。他22岁时留下一封家书便不辞而别，毅然决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跟着部队步行三千多里，参加了解放重庆等战斗。

　　那是1949年5月的事，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十二军三十四师解放了寿昌，与金萧支队严衢大队会师后，又直奔金华。后续部队三十六师的先头部队和严衢办事处城工组接管了寿昌。紧接着,三十六师主力部队也抵达寿昌,并开始招收青年参军。当时的招募司令部就设在位于寿昌东门的爷爷家，前来报名参军的许多青年都是大爷爷的同学。而大爷爷是近水楼台，没几天便与司令部的一些解放军官兵混得很熟。

　　数日后的一个早晨，部队要启程开拔。当时我的大爷爷王华22岁，早早背好行囊站在司令部门口，远远望见指导员来了，就连忙跑上前去说明来意。指导员问：“你家里同意吗？”王华响亮回答：“响应号召，心意已决。现在寿昌已经解放，我也没有后顾之忧了。”指导员见他态度十分坚决便同意了。年轻的王华大爷爷就这样参了军，从此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历程。

　　而我爷爷留在了家里，那年6月初，刚解放的寿昌人民政府贴出公告，要招收一批知识青年参加政府工作，年仅17岁的爷爷便积极报名了。

　　当时参加新成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是有相当大的危险的，一些国民党部队的残兵败将，失败后上山为匪，藏匿于深山中，他们与一些暗藏的特务相互勾结，从事暗杀、破坏等活动。据爷爷说，当时童家乡有一股土匪特别嚣张，他们杀害了一个农会会长后，还将其头颅悬挂在公路边的树上。面对这样穷凶极恶的匪徒，人民政府当然不会容忍，后来军民联手，土匪被一一剿灭。

　　爷爷参加工作后被分配到寿昌县公安局任文化干事，常常白天黑夜连轴转。上午有时间就教公安队的战士们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文化、学唱革命歌曲、学写家书。下午与他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学打枪。晚饭后与两名战士一起去旅馆查通行证（当时住旅馆要凭通行证，而特务很有可能就藏匿其中，要进行一一排查），还要去一些地主家搜查反革命分子，每天都要查到半夜12点后。排查完后还没有休息，当时公安局就三名干部——局长、审讯股长和文化干事。就连监狱，也是由战士2小时一班轮流站岗，而爷爷他们常常要去查岗，因此一天最多睡三四个小时。第二天天亮，审讯股长便开始审犯人，爷爷负责做笔录，然后上报县委。

　　后来，县里的各个新建单位因缺少财会人员，举办全县会计培训班，爷爷便响应号召也去参加，结业后却未被安排去做财会工作，而是被调到县政府秘书室负责文书鉴印。那时文书起草送审后，需逐字逐句在钢板上刻好再油印，由于人手不够，爷爷文笔好、字迹又工整，由他一人全部负责到底。他经常通宵达旦刻印，困了就眯一刻钟，刻得手发抖就活动一下，保证在天亮前准确无误刻印好，第二天一早便下发各处。此外还负责管理县政府“大印”，当时枪毙特务、土匪等的布告，下发各乡镇的文件，上报地委、省委等的报表都要加盖县政府的“大印”。

　　再后来，爷爷被调到县政府民政科（现民政局）搞土地改革， 圆满完成任务后，又被调至县委农村工作部，搞农村农业合作化。

　　但天有不测风云，1958年爷爷被错划成“右派”，回农村参加劳动。1980年爷爷终获平反，沉冤昭雪。落实政策后，他十分激动，充满了对党的感激之情。

　　离休后的爷爷，常常感叹：“做梦也想不到还有这样好的生活,我们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我的两位爷爷，在工作上，他们用行动践行了“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的革命精神；在家里，他们言传身教，教育我们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2014年，我通过招考来到桐庐。临行前，爷爷把亲手写的王氏家训交放在我的手上，同时交给我的还有两句座右铭和几首勉励的诗词，并一再嘱咐：到桐庐工作后，你要坚持做好人，做好事，跟党走！

　　带着爷爷的嘱咐一路匆匆走来，我想，至今自己做的最让爷爷感到满意而开心的一件事情是，现在我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党员。而“做好人，做好事，跟党走”则是一辈子的事情，我还在起点上，要坚持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