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官峡，是兴建新安江水电站的一座峡谷，也是“七普话”之源头。

　　新中国成立不久，兴建全国第一座也是当时最大的一座水电站就是新安江水电站。那个年代的铜官峡，汇聚了全国各地抽调来的几万名专家、技术人员和水电民工，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据《水电十二局志》记载，当时施工人员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从东北丰满水电站抽调的工程技术人员，二是从朝鲜返回国内的志愿军部队人员，三是曾参加过北京官厅水库建设的民工。新安江水电工程局隶属于水利部。

　　第一代水电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乡音群杂，但不影响工作交流，当时施工工地社会化分工明确，是自成一体的小社会，有自己的工作生活文化圈。了解“七普话”源头的目的，旨在理解“七普话”发源地背后所蕴含的水电文化。由于工地所操的方言北方话无疑处于强势地位，于是北方话在工地继续演变发展成为新的“普通话”。

　　1959年，新安江水电站基本完工，工地人员开始外迁。一部分去了广东新丰江，一部分赴黄坛口，大部分来到了桐庐七里泷。随着浩浩荡荡的建设人员的到来，同时进来的还有数万吨设备，当时就卸在子陵滩码头，再由人力搬进新工地，新工地叫富春江工程指挥部，是原水工厂、电厂的前身。若干年后，这里成了一座钢铁城。

　　1989年为编撰水工厂厂志曾作统计，工地高峰期汇聚了33个少数民族，职工和家属人口近5000人。在当地农民眼里，水电职工是最“威风”的了，笔挺的制服，住房好，工资高，还有施工津贴，职工看病是全免，家属看病也减半，让人羡慕死。水电职工的优越感在80年代更是到了极致，想跟水电人攀亲戚的大有人在。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到了90年代，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崛起，国有企业的优势才逐渐消失。

　　当时水电工地是自成一体的小社会，有自己的工作生活文化圈。有人戏称，工地除了没有火葬场，什么都有。最主要的是这期间水电第二代人（时间跨度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陆续进入学习、就业、婚娶阶段，由于工地自成体系，往往会形成自己的社交圈，找工作也更多的愿留在水电，子承父业。后来工地进行了社会职能移交，这些功能就没有了。为了工作和生活上的交流，经岁月长期磨砺，久而久之形成了既区别京味京腔又融合各地语境的七里泷普通话，简称‘七普话’。

　　由于长辈都是北方人，在籍贯填写上也是有规定的，填的是原籍，这几年才按新要求填出生地，所以我一直把自己当作河北人，但我是在浙江土生土长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我的性格中，既有燕赵人的刚烈、豪爽，也少不了浙江人的纯朴、善良。

　　作为水电人，我们一直保留着独有的语言风格，即七里泷普通话，一方面，上班必须讲普通话，不懂也要学。另一方面，因职工来自不同地方，同时走南闯北，就有了各地方言的混杂，加上毕竟固定生活在某一地域，更多地融入了本地方言。“七普话”的流行，也带了负面影响，在工地出生的第二第三代人，基本上都丧失了原籍语言，或者是听得懂说不来。可以说，在浙江这个有着五千五百多万人口的省份，“七普话”这个唯一统一称呼，只要一讲出来就知道是哪里人的，在浙江恐怕也只有桐庐七里泷。

　　过去，每当我到县城办事或商店购物，只要一开口。对方先是点头一笑说：“七里泷的，你们那里讲话很好听。”话语之中既有赞美之意，但也暗含着另外一层不便表露的潜台词。

　　一段时期以来，不光许多桐庐人在我自己看来，把七里泷话称为“七普话”，似乎带有一种贬义。其实，“七普话”这个称呼不含丝毫的讥蔑之意。“七普话”流行语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建立在传统语言的基础之上，并加以创新，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一隅方言。“七普话”是桐庐方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原水电工地各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融合互助、共同奋进前行的象征。

　　必须承认，我对“七普话”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年轻时虚荣心较强，一心向往着大城市，一旦到了大城市工作，就不愿承认自己是小地方的了。随着年龄增大，才摆脱这种虚荣心，且慢慢有了一种特殊情结，越来越怀念起说“七普话”的日子。

　　现在，七里泷（富春江镇）人也有以“七普话”这个称呼而感到非常自豪的。无论海角天涯，无论素昧平生，相互之间只要听到“七普话”，马上就像久别重逢的亲戚一样。现如今一些工作生活在浙富水电、东芝水电的“老外”，因为在平日工作和生活中需要经常接触汉语，大多已经逐渐融入了这边的生活，不少“老外”能够用一口流利的“七普话”与人打招呼，在工作上交流已不再依赖翻译，且态度温和有礼，谦虚和善的笑容让人感到很亲切，可见“七普话”是多么的高贵且令人羡慕。

　　“七普话”没有跻身桐庐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