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今年九十八岁，母亲八十八岁。

七十年前，母亲嫁给了父亲。据村里的老人说，那时的母亲是远近数得着的美人，而父亲不仅英俊，而且是当地有名的能工巧匠。

我的父母一共生养了七个子女，我是他们最小的孩子。他们生我的时候，父亲五十岁，母亲四十岁。等我记事时，就觉得父母已经是老头老太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里普遍都穷，我的父母要养育大大小小七个孩子，还要赡养我的奶奶，着实不易。好在我的父亲很能干，他会木工、泥工，钳工等技术活儿，工余能赚点外快。因此我们家的日子比别人家要过得滋润一些，每月能吃几顿肉，过年还有新衣新鞋穿，这些让村里与我同龄的孩子十分羡慕。

父亲一生勤劳，七十多岁了，还在不停地劳作。其实那时最小的我，都已成家。他的子女完全有能力让两老过得好，可老人家就是闲不住，他说劳动惯了。闲着难受，对身体也不好。

那时我和先生都年轻，假期里回家与父母住在一起，常常去田里帮助收割庄稼。那也是父亲最享受的时光，望着身边的晚辈，望着自己的劳动果实，父亲脸上会露出孩子般的灿烂笑容。

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在村里算得上是真正的好男人。我的父母很开明，从不重男轻女，两个儿子五个女儿，个个都是他的掌上明珠。我几个大的姐姐都读过书，这在解放初期女孩子普遍是文盲的情况下是很了不起的。可惜的是，文革十年动乱断送了她们的“成才梦”。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考上大学的。这在当时的偏远山村着实引起了一阵哄动。在乡亲们的赞美声中，父母脸上骄傲而幸福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首先应该感谢我的父母，感谢这个时代。

我的父母为人十分和善，热情，乐意帮助别人。因为家里条件略为好些，总有亲戚邻里到我家借米、借油和借钱，母亲几乎是有求必应。有时候人家还不起，父母也绝不会上门讨要，权当“扶贫”。奶奶去世后，父母又为我们找了一位孤寡老人当“爷爷”，一直为老人养老送终。那时候永康的铁匠、义乌的货郎、镇上的裁缝等，常在我家免费吃住。

其实我家的住宿条件并不好，我和姐姐挤在一张床上睡，即便如此，还要腾出床来给人家。为此我们怪父母多事，父母总是对我们说，他们出门在外不容易，能帮则帮，这是积德。

记得有一位镶牙的，在我家白吃白住了几天，临走还把我家仅有的一块火腿肉“顺手牵羊”了。那时一块火腿肉是蛮珍贵的，全家一直舍不得吃。母亲虽然心痛不已，可以后照样“好了伤疤忘了痛”，我家依然是那些路人免费的客栈。

父亲和母亲相敬如宾，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从来没有红过脸，拌过嘴。父亲对母亲总是那样体贴入微，呵护有加，而母亲对父亲也是那样百依百顺，温柔贤慧。母亲体弱斯文，父亲几乎把家里家外所有的重活一肩挑，只让母亲干一些轻的家务活。每当母亲生病的时候，父亲人在干活，心在母亲身上。隔一会一定会到母亲的床前问长问短，还用他的脸贴母亲的额头，试试发热不发热。这情景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里，让我感动一辈子。

父亲牙口不好，不吃辣，母亲常常把饭煮得很烂，炒的菜也不辣。我少不懂事，每每埋怨，母亲总是抱歉地说，饭硬你爸咬不动，辣的菜他不吃，你就将就一点吧。

一九九二年父亲病重，我每次回家探望，他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放心不下母亲。弥留之际，他已不能开口，但我从他动着的嘴唇，知道他一定有话要说。我明白他想说什么，我的哥哥姐姐也明白，直到我们在他耳边一一承诺，一定会像他一样照顾好母亲，绝不会让她吃苦，他这才安详地走了。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一度很悲伤，很孤单。为了让母亲尽快地从悲伤中走出来，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商量决定，绝不让母亲独处，大家轮流照顾母亲，一家住一至两个月，一年正好一个轮回。

就这样，母亲从此有了七个家。我们一刻也不敢忘记在父亲临终时许下的诺言，母亲一直是我们兄弟姐妹头上最大的一片天，由于晚辈的孝顺，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

今年正月初六，88岁的母亲无疾而终。我知道，她是去找我的父亲了，他在那边等了她十九年。从此他们在一起相依相伴，再也不会分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