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听到有人这样感慨：唉！现在做“好人”的人越来越多，做“难人”的人越来越少。甚至担心如此下去，做“难人”的人会销声匿迹。说实在的，尽管这种担心有杞人忧天之嫌，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所以这种担心并不多余。

　　显然，这里的“好人”是贬义的，是指无原则的明哲保身者，“难人”是相对于“好人”而言的，是褒义的。这种褒贬，不是笔者或其他什么人随意定论的，而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老百姓的定性。老百姓在论及这两类人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在其言辞中渗入了自己鲜明的爱憎，如在“好人”前面冠以“赖”，称为“赖好人”，而在“难人”前则加“敢”，“敢做难人”，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听众也不免受其感染而肃然起敬。

　　老百姓的褒贬是最公正可贵的评判，因为他们很朴实客观，他们知道，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需要那些敢做“难人”的人。不久前，又重温了几部小时候看过的革命老片《董存瑞》、《柳堡的故事》等，依然很感动，而且巧的是，里面都有“做难人”的感人情节，如《董存瑞》中六班长董存瑞和五班长王海山为了争当解放隆化的爆破队长而引发的两个班之间的唇枪舌剑，互相揭短，最后甚至把六班战士牛玉合的隐私——他老婆写给他的情书也毫不留情地抖落出来了，当然，后来知道，这是误会。但他们战友之间，为了革命事业而毫无私心杂念地对人对己敢于正面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和作风，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当然，电影是艺术，但艺术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提炼和概括。而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难能可贵的实例。

　　做“好人”容易，但做“难人”却不简单。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当人有“病”时，需要良药和忠言，甚至“病急乱投医“，但不少人又往往不喜欢苦口的良药和逆耳的忠言。能不能变苦口为甜口，变逆耳为顺耳，这需要艺术。关于这个问题，《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邹忌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邹忌正是因为巧妙地以与徐公比美来讽喻齐王，使得齐王终有所悟，并且龙颜大悦，最终纳了谏。试想，假如当初邹忌无视齐王的颜面无情直谏，说不定不仅不能达到劝谏的目的，反而会触怒齐王，甚至招来欺君之罪或杀身之祸也未可知。所以，我想，只要我们本着为人助人的诚心和善意，并且注意做“难人”的方式方法，我们也肯定会得到对方及至大家的理解和尊重的。而一味地没有原则地做“赖好人”终归为人所不齿。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需要做“难人”的人。如果我们都敢于并且善于做“难人”，就有可能减少工作中的一些瑕疵和弊病，甚至可以避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悲剧，事业就会持续健康发展。愿做“好人”的人越来越少，而做“难人”的人越来越多。